新型工业化
庞瑞芝1， 李 鹏2， 路永刚1
（1．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天津 300071
2．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重庆 401147）
[摘要] 本文将实现低碳、节能和环保目标下的经济增长作为考察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终极目标，满足这四个目标的工业化被称为“新型工业化”，并从“新型工业化”目标约束集出发，界定了“新型工业化”生产力的内涵。区别于传统的生产力测度方法，本文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法，对中国1998-2008年30个省市工业部门的“新型工业化”生产力进行测算，以此评估转型期间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增长绩效。研究发现：忽视资源与环境约束的传统生产力评价方式对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长存在生产力高估；总体上看，我国工业部门增长绩效不容乐观，东部地区新型工业化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面临着工业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艰巨任务。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波特假说”，但否定了“污染避难所”假说。
[关键词] 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新型工业化”生产力；SBM方向性距离函数
[中图分类号] F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JEL Classification: C61，D24，O47
一、引言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前，学术界就已经对新型工业化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广为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吕政，2003；江小涓，2002；曹建海、李海舰，2003；简新华、向琳，2004等）。尽管大家的看法和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仍然在一些本质特征方面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与传统工业化不同，新型工业化一定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即是追求低碳、节能和环保下的经济增长。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这一最终目标约束集出发，我们就可以对我国新型工业化的绩效进行考察。考察经济增长绩效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生产力（也即全要素生产率，TFP），但是传统的生产力评估主要考核资本、劳动和产出等传统的经济要素，没有把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纳入分析。为了与传统的生产力评估相区别，我们在众多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将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纳入工业增长评估框架的生产力定义为“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将能源作为资源投入，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从不同角度评价样本期间考察对象的能源利用程度与绩效（如，Hu and Wang，2006；魏楚沈、满洪，2007；庞瑞芝，2009；杨红亮等，2009等）；二是将污染作为投入或非期望产出，测算环境约束下的技术效率或生产力（如胡鞍钢等，2008；涂正革、肖耿，2009；杨文举，2009；Kaneko et al.，2010等）；三是将资源与环境因素同时纳入到测算框架中，通过控制多个目标来实现对资源环境约束下生产力的全面评判（如，Watanabe and Tanaka，2007；陈诗一，2009；徐盈之、吴海明，2010；王兵等，2010等）。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对中国当前的经济绩效与发展模式进行实证考察与剖析，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与以上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致力于考察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质量，也即考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绩效，并从生产力角度考察，因而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生产力的概念。对中国转型期间工业部门“新型工业化”生产力的实证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是本文重点，与已有的考察包含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研究不同，本文还特别强调工业增长的低碳目标。
在分析方法上，本文在Tone（2003）提出的SBM模型与Chung et al.（1997）介绍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基础上，借鉴了Fukuyama and Weber（2009）和王兵等（2010）对环境生产力的测算框架，根据“新型工业化”生产力的内涵提出了低碳、节能和环保目标约束下的“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测算方法。本文第二部分为“新型工业化”生产力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采用转型期间我国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体数据对“新型工业化”生产力进行实证测算与分析，第四部分分析了“新型工业化”生产力的影响因素，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1．“新型工业化”分析框架：包含低碳、节能和环保目标的生产函数
与传统的生产函数不同，“新型工业化”生产技术要体现低碳、节能和环保的目标，因此该生产函数要将资源、环境等新型增长模式要素与传统经济要素（资本、劳动、产出）一并纳入分析框架，构造一个既包含“好”产出（如工业增加值），又包含“坏”产出（环境污染）的生产可能性集合。据F?re et al.（2007）的分析思路，本文以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工业部门为生产决策单元构
后期（2004-2008年）。一个可能解释是，在加强工业部门环境管制的初期，存在较大的节能降耗及减排空间，环境管制的边际成本较低，适当管制便可收到较为理想的节能减排效果，但在“坏”产出弱可处置公理下，随着工业的增长，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也呈现“刚性”递增的趋势，节能减排与工业增长的矛盾更加突出；第三，样本期间中国工业部门“新型工业化”生产力年均提升4.91%，从“新型工业化”生产力的贡献要素看，贡献最大的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率为4.83%，即“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不是效率提升。相反，技术效率出现了负增长（年均-0.01）。此外，分区域看，三大经济区域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都比较高，东中西三大区域各省市工业部门的平均技术进步率为7.50%、3.29%、3.28%，它们对各自区域内的“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水平拉升作用十分明显，这从一个侧面验证了由环境管制促使技术进步的“波特假说”；第四，对“新型工业化”生产力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与“新型工业化”生产力高度正相关；人均GDP对数的二次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新型工业化”增长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U型”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国工业增长中的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科技创新水平对“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水平的贡献为正，研发强度每提高1%，“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水平将提高8.37%，这也表明，一种双赢状态的“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得到验证：环境管制促使企业为降低成本加快创新步伐，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在提升竞争力的同时也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外商直接投资对“新型工业化”生产力增长没有显著的负效应，反而在样本后期（2003-2008）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我国作为发达国家“污染避难所”的假说在本文并不成立；第五，在样本后期，能源消费结构与“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水平呈现负相关。这表明以煤炭等传统能源作为工业增长的主要能源，给环境带来了较大负担，这对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结构改革意义深远，低污染、低排放的新型清洁能源将在工业的可持续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任务还相当严峻，尤其是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为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新型工业化”步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改革经济增长绩效评价体系和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将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指标纳入经济增长绩效评估范畴，在每年公布全国与地方GDP增长速度的同时，要公布总体能源消耗水平和主要环境污染物指标。在考核地方政府执政绩效时，对于经济经济发展指标的考核同样要加入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物指标。这种评价和考核体系的改革通过约束传递机制，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质量，这样从项目源头入手提高投资质量和门槛，才能真正提高各地区“新型工业化”水平。
2．出台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推进中西部地区有质量地开发。现有关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指导政策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8年修订）》和《关于促进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意见》，前者针对外资企业，后者是针对优势产业发展提出一些原则性意见。二者都没能够对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及其重点，包括投资重点和准入条件（如能耗和环境污染等）提出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具体量化的细则，纠正这一问题正是未来政策的指向。通过出台明确、细化、可操作的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来逐渐克服西部地区工业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提升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水平。
3．出台《清洁生产促进条例》，创新能源管理模式。在现有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基础上，出台具有量化管理功能的《清洁生产促进条例》，条例应该细化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节能降耗标准，同时制定推广清洁生产、投资于新型节能技术的鼓励条款，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传统能源消耗水平。通过税收和补贴手段，促进企业节能降耗，采用新型清洁能源，改变工业对传统能源的过度依赖。同时创新能源管理模式，大力发展能源合同管理（EMC）服务业，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降低工业能耗。
4．强化企业研发主体地位，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一方面继续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优化全社会研发支出的投资结构，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创新引导工程，从加强产业创新孵化平台建设、构建区域创新网络、打造产业创新联盟等方面制定具体政策措施，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提升产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科技创新对于“新型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总之，面向“十二五”，要实现我国对世界承诺的节能降耗目标，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任务艰巨，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企业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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