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的俄文版出版,他寄赠一册给索尔仁尼琴。索氏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写信给哈耶克,说他简直无法相信一个从来没有在苏联生活过的人,却能跟他一样清醒地看到他的国家所遵循的政治主张所导致的后果。
索尔仁尼琴则以自己的生活处境和亲身经历,验证着哈耶克所说的事实真相,并以冷静的文学样式,写出了初衷与结果的荒诞和吊诡。”
1974年的诺贝尔奖有一个迟来的领奖者前往。
这人便是苏联作家,写作《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他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他没来领奖,是害怕自己回不了祖国;1974年他来补领,是因为他已被流放,根本回不去了。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吉罗两次都为他宣读授奖辞,第一次授奖辞将他和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认为他对即使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的描写,也会使人的心灵痛苦得紧缩起来。
授奖辞强调了索尔仁尼琴对人的尊严的阐释,即个人不应作为集体的一员出现。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第二次的授奖辞则说,人能自由地、充满自信地与人相会,这只能建立在真理上。
但困难在于,这世界没有哪个地方能使真理总是受到纯粹的愉快的欢迎。
参加1974年诺贝尔颁奖典礼的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则在获奖演说中说他站在这里,是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他是爬着几千级台阶走到这里,那是些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中延伸出来。而许多比他更有天赋、更坚强的人却死去了。他吟诵着索洛维耶夫的诗: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
完成众神为我们计划好的循环。”
他在领奖台上谈及艺术的性质就是:
它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另一个民族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难,甚至能够使一个民族免于走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他再一次痛心地说,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这一届的诺贝尔奖,有右派的哈耶克,有流放中的索尔仁尼琴,它自然格外地引人注目。而此时的瑞典,已进入漫长的冬季,天空已显得有些灰意和低迷。但因为这两个人的到场,气氛却显出有些异乎寻常的暖调。
哈耶克与索尔仁尼琴却依旧习惯了低调,不大情绪化。
若说内心有喜悦,也是喜悦于人类的认知朝向冷静和理性跨了一大步。想想已逝去的日子和人,有些恍惚。这样的两个人,两个不同学科的人在这里奇妙晤面、结识,随后有了联系。这是因为他们相互携带着某种相似的精神气质,必然会走到一起。
不久,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的俄文版出版,他寄赠一册给索尔仁尼琴。索氏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写信给哈耶克,说他简直无法相信一个从来没有在苏联生活过的人,却能跟他一样清醒地看到他的国家所遵循的政治主张所导致的后果。
哈耶克当然能看清这种后果,即灾难性后果。许多年以来,哈耶克极力推重市场竞争,推重法律秩序,反对国家干预,因为他知道不按此循环逻辑,便是必然导致奴役之路。
但多少年来,人们以为他是念咒语的乌鸦,他的话听起来那么刺耳,那么没心没肺,没有同情和怜悯,不关心没有市场竞争能力的穷人。
多少攻击袭来,哈耶克已经不想辩白什么,他只是痛心和忧虑,不知道那些打着穷人旗号的知识者,是书生气十足的认知局限,还是别有用心,在道德制高点占领之后有所图谋。他甚至不知道人类在万劫不复之深渊还要挣扎多久。
索尔仁尼琴则以自己的生活处境和亲身经历,验证着哈耶克所说的事实真相,并以冷静的文学样式,写出了初衷与结果的荒诞和吊诡。
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革命的圣愚,十二月党人,民粹派,斯拉夫主义者,以及蔑视物质优渥、攻击财富与恒产的人。他们终于以穷人的名义、以苦难的吟唱,为革命铺平了道路。
编者按：
圣愚（юродивьΙй）是俄罗斯历史上所独有的一类人物，他们又被称为“为了基督的愚痴”或“狂信苦行的圣者”。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几乎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都会有这类人的存在。他们行为乖张，举止疯狂，神态痴癫，大多衣不蔽体，或是身着破旧肮脏的衣物，并在身上挂满了小铃、绳头或其它一些零碎物体。在俄国传统社会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基本上对圣愚都是既尊敬又畏惧，就连历代沙皇中也有很多人对圣愚礼遇有加、言听计从。艾云在《逃离幸福——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与命运》中对此有详细阐释。
这几乎是全体者的合力,即使有来自上层的重量级人物想要阻止都无济于事。
俄罗斯这架神圣战车上了道德之轨,就犹如脱缰的烈马,驰过高加索,驰过西伯利亚,驰过伏尔加沿岸,驰向红色的历史。
1918年出生的索尔仁尼琴,一出生便必然要承担命运的规定。少年时代已有的磨难以及成年以后的牢狱与流放,使他的文学生涯充满了对政治事务的发问和价值判断。他的面孔,透着忧伤的深邃,长方脸,前额宽大,蓄着大胡子。
在俄罗斯男人中他算不上伟岸,却始终精爽不衰,思维敏捷,正好可以承担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新的思想命运。
他的文学有现实描摹的,如著名的《古拉格群岛》、《癌病房》等;另一鸿篇巨制《红轮》,因为没有中译本而鲜为中国读者所知,但此篇制以历史叙述的手法,浓缩了俄罗斯在20世纪初的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共10卷本,信息量极大,像历史学家的又像艺术家的,把俄国的历史向远处推移,在因果链条中,看清民族灾祸之源。
新民君按｜“此书初稿写作时，《红轮》中译本尚未面世，2010－201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已经分别出版了《红轮》的一二三卷。
索尔仁尼琴透过烟岚,与另一个人神会,这人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内务大臣斯托雷平。索氏在《红轮》的系列之一《1914年8月》中,用倒叙手法,写到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以及后来他被暗杀的悲惨结局。
斯托雷平何许人也?
少年时的斯托雷平
他出身贵族,身上有“真贵族”的狷傲挺峭之气。他身材魁梧,动作急促而坚决,嗓音洪亮,目光深沉。他在当时的官场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个人品德无可指摘。他从小在一种自由主义氛围的家庭中长大。
他的叔叔研究康德,对人的启蒙悉心领悟。斯托雷平深受叔叔影响。他在1906年6月被任命为沙皇尼古拉二世时的内务大臣,7月任首相。同年,斯托雷平正式开启改革的措施。他开始展开全面的社会改革、土地改革,包括解放农奴,努力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并进行选举改革,限制沙皇的权力。
有人说他是尼古拉二世的宠臣,其实沙皇对他并不喜欢、也不欣赏;只是在社会危机四伏之时,他必须靠斯托雷平打拼和支撑这几近坍颓的帝国大厦。
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中写到的有三个人,即斯托雷平、尼古拉二世,还有一个是刺杀斯托雷平的刺客鲍格罗夫。他对斯托雷平明显怀有偏爱;而对尼古拉二世,则在分析中有犀利的讨嫌和无奈;对刺客,他只能摇头了。
那是20世纪初的俄罗斯,却是漫漫暗夜。但在地火的拱动汹涌中,斯托雷平作为自信而善良的强者脱颖而出,犹如耀眼的星光照亮暗夜中的俄罗斯。关键是他已执掌了除沙皇之外最高的权力。这个挚爱俄罗斯的人,不再用眼泪和吟喟的形式,而是以权力手段,意欲将俄罗斯引向新经济的彼岸。
在他治下的几年,俄罗斯的国民经济迅速增长,创造着“斯托雷平”奇迹,被誉为是一个“黄金时代”。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俄罗斯,当时的农产品出口惊人,这都始于他将市场竞争和自由经济引入这个古老帝国。
原本由农奴制蜕变来的农民,在黑暗的王朝中已习惯于胆怯畏缩、谨慎胆小的生活,生活在狭仄的空间。但他们在摆脱村庄束缚,走向广阔天地以后,眼界开始宽阔,皇权思想开始淡漠,自由独立的个性在生长,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开始觉醒。
参看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01、264页。
不独农民,俄罗斯普遍的人都尝到改革的甜头,自由意识在觉醒,更进一步的要求也在酝酿。酝酿的结果是某种奇怪的合力将斯托雷平推向死亡。
斯托雷平的改革在俄罗斯历史上是少有的情形,以往是社会各阶层要求改革而受上层所阻;而这一次,则是统治者内部推行改革。斯托雷平恐怕算是权力高层的一个异类了。在他之上的尼古拉二世与他不是一类人,他们的精神气质大相径庭。
尼古拉二世是个什么人?
尼姑拉斯二世
这是一个柔弱的人,父亲的专横培养了他唯唯诺诺、优柔寡断的性格。他所受的教育和本人气质都承担不了治理这个国家的重任。他不善于思考、不喜欢大事和宏观把握,比如他对军事战略全无兴趣,却对诸如勋章、列队等津津乐道。他不大想见人,离群索居,不与臣民接触。
他对国际事务的无知常常令职业外交家瞠目结舌。他对国内矛盾常在一筹莫展后强行镇压,拒绝沟通和让步。他对立宪政体所提的要求,总是言而无信。制定朝内计划,总是有头无尾。他不听直言进谏,却为献媚者的花言巧语所动。家庭内部的纠纷对他造成的精神刺激,简直比世界大战对他造成的灾难更巨大。
见《索尔仁尼琴》,长春出版社,张晓强译,第239页。
斯托雷平面对这样的君主,纵是一腔热忱又能怎样?他后来失宠自是必然。但在一个阶段内尼古拉二世得用他。
在权力上层,对斯托雷平改革持异议的还有维特。不可讳言,这两个人都是世纪之交俄国两大改革家,是日薄西山的罗曼诺夫王朝末期腐败透顶的官场上难得的栋梁之材。他们对俄国近代史进程的影响仅在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二世之下。
但他们之间有大的龃龉。维特,这个具有荷兰血统的自由派贵族,他在政治上更开明。在一开始他就主张立宪,认为经济改革应该与政治改革并行不悖地展开。但斯托雷平认为应该先把经济搞上去。他有一句名言:
“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
当然,他们是差异中的相同,大的方向一致。但维特太过彻底的改革,当然是最早被沙皇一脚踢开。剩下了斯托雷平,他面对的是更为棘手的局面。
国内已经富裕起来的民众,胃口被吊起来了。他们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但又觉他们被抛向市场,是沙皇及高层把他们放弃了。以前村社中的农民,向来是“只反地主不反皇帝”。作为全权职能的皇廷,流行的口号也是,对民众与其分散放牧,不如集中豢养。
人们窃以为自己是受皇廷庇护的,再苦再穷眉峰也有些许的宽慰和舒展。斯托雷平的改革,却是把相当多的人推向市场、推向竞争,这使他们心里没底。再加上,已经展开的市场经济,业已显出某些不公正未能得到及时遏制的现象,人们便把怨恨迁移到斯托雷平身上。
他们不愿去想,眼下暂时的不公平竞争的经济,总归比不公平又无竞争的经济要好。但人们往往不想耐心等待逐渐合理的秩序到来。
而在俄国知识界,情形更显复杂。经济的复兴毕竟带来松动与自由,日益成长起来的人文精神,再一次历数起市场与竞争的种种弊端。
同时,经济在复兴时,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力在转移,转移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中,人文知识分子感到了自己不被重视、被边缘化,因而有酸楚、失落、怨艾,然后化为愤恨。
向来,俄罗斯知识界就有普遍的道德诉求和对苦难的偏好。一提及苦难,他们的胸臆间便有崇高与神圣感,他们已将苦难作为正价值予以肯定,对此不加分析地予以美学讴歌。叙写苦难,就有着千秋文章、道德箴言的意思。
苦难在他们笔下如铅石般沉重,如夯石般有力;而非苦难的,就是轻飘飘的、浮浅的,因而是负价值的。他们中很少有人去深究,苦难,只是一种不合人意的、窘蹇不堪的低劣的生存处境和艰辛的物质状态,这不是毋庸置疑的价值前提。
苦难的美学讴歌,定然使穷人成为被褒扬的阶级。俄国知识界向来易于将穷人抽象化,认为这是一个概念化的有价值的弱势群体,他们私心里甚至想要使这个阶级固定化,以使自己的同情怜悯有处可施。
他们并不去想,一个健全合理的社会,穷人的称谓不是要由哪个阶级、哪部分人恒定不变地承受,社会应该给所有人机会,使那些勤勉者可以由贫穷者成为富有者。畸形病态的社会才会将苦难、穷人当美德颂赞。
斯托雷平的改革,根本用意是想富强俄罗斯,使人摆脱贫穷困苦。但整体的人民不见了,到处是矻矻敛财、发家致富的人,民粹派为此恼火至极。民粹派作家们反对斯托雷平的改革,认为这是过于西化的道路,也即自由会把人毁掉。
民粹派一方面对作为整体的“人民”顶礼膜拜,并提出“知识分子要拜倒在人民脚下”的命题;另一方面,他们则把一个个具体的百姓视为草芥。
民粹派歌颂土地,同时歌颂生活在土地上的贫穷的人,一旦这些人走出土地,不甘贫穷,他们就认为这些人变质了。
民粹派作家乌斯宾斯基就这样写道:
“我们的人民只要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身都沐浴和浸透着土地母亲散发出的光和热,他们就会始终天真烂漫、勇敢刚毅、温顺如赤子。一旦使他们脱离土地,剩下的就只有空虚的灵魂,完全的自由自在,杳渺的远方、无垠的旷野,可怕的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参看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01、264页。
民粹派刻意想要保留一个贫困阶级,将其固定化和优化,一旦不合自己的意思,就开始非难。
常见到的文章是把俄国与法国知识分子归拢起来,其实这种分类过于笼统了。在俄国,几乎从来没有产生过像法国的伏尔泰那样对财富有洞察理悟,而同时又具有高明敛财能力的人。这里似乎有必要对伏尔泰多说几句。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并被誉赞为“欧洲的良心”。他继承了父亲很高的理财天赋,谙熟投资、放钱和取息。他买政府的彩票发了财,也从事小麦出口生意。他同时是一位老练的银行家,是放款者。
他在自己的费内尔庄园开办工厂,优养工人。可以说他是个百万富翁。但他从不是个守财奴和吝啬鬼,他一次再次用金钱资助或赐赠给有需要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上帝赐给,上帝又拿走,祝福上帝之名。
伏尔泰赞成曼德维尔关于奢侈有益的观点。在一本书出版时,他删除了反对财产一节。早在1736年他就在一首诗中承认:
“我爱奢侈,甚至于舒适的生活,一切享乐,一切艺术。”
有关伏尔泰,可参看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伏尔泰时代》,东方出版社。
他认为没有财富就没有伟大的艺术产生。他个人即使在商务忙碌中也不忘写作,他的《英国人的信札》《查理十二史》《路易十四传》《女仆》及许多剧本,成为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他推重财富,说
“财富的影响加倍了一个人的力气”。
他不像卢梭那样对平等如此狂迷;他也不赞成爱尔维修说的,若给人同等的教育和机会,不久所有的人就有同等的能力。他说,以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牛顿,那是荒唐的想法。他推重英国的政治制度,认为英国的法令,事实上已达到所有人都获得天赋人权的绝妙地步:
“在躺下时,你可以确信当起来时所拥有的财物将会与躺下休息时一样,你不会在深夜时被迫离妻别子,而被关进牢狱或遭放逐于沙漠、客死他乡;你有权利可以公开发表你的思想……”
他更喜欢英国的中产阶级,拿英国人和他们的啤酒比喻:泡沫浮在上面,渣滓沉在底层,但是中间是最好的。
但伏尔泰又希望尽量减少穷人的数量,希望看到每个人都是财产所有人。当卢梭在波兰认可农奴制度时,伏尔泰写道:
“假如农民不是奴隶,则波兰有三倍于现在的人口和财富。”
卢梭本人,拒绝财富,同时也拒绝责任,他把他的孩子都送进育婴院。
他常常在咬噬的感觉中，其写作动机始于“怨恨”。而伏尔泰则更惬意,即使在他遭流放的日子,也更宽容。他与卢梭的争执关键在:穷人不是可以信赖也不是不可以信赖,合理的制度应保证穷人有工可做,有饭可食。也不要考验穷人的善良与道义,人生活不下去时,必然会铤而走险。
一向偏颇而执拗的俄国知识界哪有伏尔泰那等的圆融与清醒 ?
斯托雷平纵有三头六臂,终是敌不过来自各方面对他的合力围剿。整体氛围和舆论终于使刺客鲍格罗夫堂皇登场。1911年9月初,失宠的斯托雷平在陪尼古拉二世看戏时,在基辅大剧院被暗杀。索尔仁尼琴这样感叹:
一张戏票,一支手枪,几排座位的距离,竟能如此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
已是入秋的俄国,风暴和飞雪还没有降临,却是枪声响了,剧院刹那寂静,然后是哗然。璀璨而凄迷的剧院灯光,在斯托雷平阖上双眼之时,沉入漆黑的尽头。临终时,斯托雷平来得及回忆他孤独无助而又劳心伤神的岁月吗?
他该会懊悔自己没有像维特所设想的那样进行立宪、进行一场政治改革吗?他会预见后来的俄罗斯,告密将成为一种风尚、牢狱将成为普通居所吗?
他可能什么都来不及去想了,只看到成群的黑鸟在他头顶斜刺而来。他也许只是希望暗夜结束,朝阳如一片止痛药被吞服,可以抽去钻进枪眼里的风和痛。他什么都来不及去想了。后来的事,就由后来的人去思考和承受吧。
2012年俄罗斯发行的纪念斯托雷平改革的邮票
——本文摘选自艾云《 寻找失踪者》
“谁能以穷人的名义——知识分子认知限度及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