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里买书便宜
发现丨青岛文旅丨人文
让阅读成为习惯，让灵魂拥有温度
1980年代，我生活的青岛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北京。现在想想，北京吸引我的是买书……
从1984年夏天到1995年夏天十多年的时间里，每年我总要去几趟北京，一来为了工作，二来为了买书。我常常想，若不是为了买书，我还会对往北京跑有如此的热情吗。
第一次到北京，是1984年的夏天，是去科学出版社送交由我誊清的海洋地质学专著《渤海地质》一书的清稿。那时科学出版社还在朝内大街的一座王府旧址里，大门口临街正盖一简易小屋，后来再去看到这座小屋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科学书店。
后来，科学出版社迁到北黄城根了，可科学书店还在。
第一次去北京到了出版社见到责任编辑L先生，他接过书稿郑重其事地打了收条给我，然后还送了我两本他们社里出版的译著：《浅海地质学》和《深海地质学》。这两本书成了我接触海洋地质学专业的入门读物。
走出破旧的王府大院，偶然发现马路对面竟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楼，大门口边上并排着两个小书店，分别挂着两个牌子，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一个是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读者服务部。
于是，在一种惊喜中，我闯了进去。
尤其在三联书店的读者服务部内，我买到许多在青岛难得一见的许多书，比如《读书文丛》一类，而《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一书是我在这家读者服务部淘到的最后一本书——当时我一眼看到了这本不起眼的书，拿在手里翻了翻，决定买一本，可封底有些污迹，我想换一本，可店里的人找了半天，说没有了，只剩下这一本。
我对书有“洁癖”，可想了想还是买了下来。后来我常常为我当时的“英明”感到庆幸，因为这本书让我对马克思和他的亲人们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譬如正是从马克思女儿们的通信中，我得知了马克思和一直生活在他家的女佣有一个私生子……
很快我在北京的买书路线图就大致固定下来：先到王府井新华书店，然后一路步行，再到并排着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门市部（譬如在中华书局的门市部里我买到了郑逸梅的《艺林散叶》和续集，那一段日子这两册书成了我夜晚临睡前的枕边书）。最后坐几站车，来到朝内大街上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还挂着人民出版社的牌）读者服务部。当时让我总感别扭的是，每次坐车都要告诫着自己到朝内大街是在“小街”站下车，有两次就眼巴巴地坐过了站。
每次去北京，几乎都住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的招待所里。记得第一次到了北京，拿着老师们给我开的线路图，坐地铁到了木樨地先找中国科学院，然后开始在三里河小区找科学院的招待所，当我打听着站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招待所”的牌子前时，简直是目瞪口呆，我怎么也没想到招待所原来是两排当年的防震棚改造的，这与科学院大楼给我的印象反差太大。
也许是习惯成自然，后来只要去北京，便直奔三里河，要么住“二招”，要么住“中国科学院机关招待所”——那是在一幢宿舍楼的地下室里。过了几年，地上一层和二层才有了客房，但我仍喜欢住地下室，价钱便宜是一个因素。
在招待所门口不远处，有一个小书摊，看摊的是一位老太太，摊上的书不算多，品位却不错，每次总能拣出一二本。有一年秋天（1991）再去时，书摊已没了，换成了孩子的玩具摊。
印象中大约在1989年的春天，三里河的一溜固定货摊中，增加了两个书摊，其中一家的主人是位端庄漂亮的少妇，起初总是坐在那儿一言不发，默默地看着你选书，看着你掏钱，默默地伸手接过去，找钱给你时目光也总是默默地注视着你。
后来也许是去的次数多了，相互“认识”了，才知道她不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两家书摊的书内容差不多，与大街上的流行书摊明显不同，以文史哲类为主，尤其是与社会现实有关的“热点书”居多，但我发现到她这家挑书买书的人明显要多，冬天里她裹着一身绿色军大衣，但并不给人臃肿的感觉。
我的《梁实秋散文》、《林语堂散文》、《周作人散文》都是从这家书摊买的。记得买《梁实秋散文》时，第一天只见到第一册，打开看里面有《雅舍小品》等，立马想买下来，可当时我的买书钱已经超支，犹豫片刻还是买了下来。问她怎么只有第一册，她说你明天再来看。
第二天傍晚又去，看到摆出了第二和第三册，心里怦然心动，立马买了下来。细看简介，知道还有第四册，问女主人，答说不知道何时能到货，总要再过几天吧。
我当时已订好隔日回青岛的车票，第二天便猴急地跑到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四卷本的《梁实秋散文》赫然在目，我急切地说要一本第四册，柜台后的小姐白了我一眼，说这套书不零卖，要买就得买全套。我再三解释，只缺第四册，也许是我的诚意打动了她，她取下了一本第四册递给我。一连两个晚上，我躺在地下室里，沉浸在梁实秋的艺术世界里。
三里河的那两个书摊给了我北京差旅生活许多的快乐，许多好书都是从那儿淘回来的。晚饭后我喜欢在那一带散步，散步的终点就是那两个固定的书摊。
记得有一次在书摊里偶然看到几本装帧风格类似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化丛书”，小32开的五本书一溜排开，看上去扎眼得很。吴祖光编选的《解忧集》之前在青岛的书店里见到了，是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专谈喝酒，当时就产生了买齐这套谈本土“文化”丛书的愿望，不过再没见到过，印象也就渐渐淡漠了。
未料到“他乡遇故知”，顺手抄起两本：一本是姜德明编的《书香集》，一本是方成编的《说画集》。再看另两本：一本是汪曾祺编的《知味集》，一本是袁鹰编的《清风集》，四本书分别围绕着书、画、吃和茶“题里题外”的故事侃侃而谈。不由得翻过书看定价，吓我一跳：每本书的定价竟然是《解忧集》的两倍，四本薄薄的小书竟要花费二十多元。迟疑再三，决定只买两本：《知味集》和《书香集》。携两册小书回到招待所，躺床上信手翻览，不料竟一夜不能安睡，我惦记着“说画”和“清风”。一大早便赶到书摊上，女主人疑惑地问我，怎么今天不出去办事了？当得知我的来意，她笑了，说其实你晚饭后来也没问题，这种书卖得不快。这两册小书拿到手上，我的心里才踏实了。
几年下来，从北京背回来的书已颇见规模，尤其是把玩着从那些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或门市部里买的该社出版的好书，心情与看着从一般书店里买回来的书不同，譬如在中华书局门市部买的钱钟书的《谈艺录》，在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买的巴金的《随想录》精装合订本——尽管我已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五册集小巧玲珑的单行本，但看到凝重典雅的合订本时忍不住又买了下来，顾不得囊中羞涩了。从这儿买的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本是西拉姆的《神祉·坟墓·学者》，这本书给我带来一周的夜读快乐。而在人文社门市部买下的12册袖珍版《外国名家诗丛》，纯粹是因为喜欢书籍的装帧印制开本，而一套《莎士比亚全集》虽然青岛的新华书店里也摆着一排，但从人文社的门市部里买回来，感觉自然不同。
在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我曾买到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厚厚的《竺可祯日记》第一、二卷，尽管是精装本，后来看真是物美价廉，仅仅为这价钱也值得买回来，何况竺可祯的日记久闻其名——读中学时阅读复习资料时摘记科学家献身科学的事例，就有一则竺可祯的轶事：直到生命临近结束的前几天，竺可祯还在坚持写他的“科学日记”。
从《竺可祯日记》的“前言”中得知竺可祯1949年后的日记因多涉及中国科学院及自然科学界的活动，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拎着两大厚本的前两卷《竺可祯日记》出了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横过马路又来到了科学书店。在架上找了半天，没见到有《竺可祯日记》，便问店员有没有这部书，一位年轻店员立即说：“这书没有，架上就没上过。”我失望地离开，临出门，听到一句：“哪儿有人来买这种书的。”
其实从北京背回来的书大多还是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的，尤其是一些纯文学的外省版的书。小说我买的不多，因为一般的小说作品青岛的书店里基本能见到，而许多散文作品当时在青岛的书店难觅踪影。因而我在北京买的书大多是一些散文作品，譬如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外国散文丛书，许多就是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的。
日本作家谷琦润一郎的《细雪》也是从王府井背回来的，厚厚的一卷书在手里掂量了掂量，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再后来从中央电视台的周末影院里看到了日本电影《细雪》，细雪的清纯很符合我眼中的“她”，于是，《细雪》便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当时我喜欢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细雪》，一部是贾平凹的《浮躁》。但《浮躁》我拿在手里迟疑片刻又放了回去，因为我觉得青岛的书店里肯定能买到。但我回到青岛逛书店时却没见到《浮躁》的影子，一问才得知《浮躁》已卖光了，这让我懊恼了半天。直到转过年来才买到了再版的《浮躁》。
在北京逛完了“城里”的书店便往“城外”跑——目标是北京大学南门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门市部，在那儿我买了一些老先生的文集选集，如宗白华的《艺境》、季羡林的散文集，等等，可1988年后再去北大南门时却找不到这个门市部了——变成了一家饭店。几经周折，才得知这个门市部已迁入了校园内北大出版社的那排简易房里。
在北京逛书店，总要留出半天，跑到北大校园里的这排不起眼的简易房，有时上午到的早了，不开门，便站在小院里东张西望，看着一群群匆匆忙忙的骄子从眼前目不斜视地走过。一次我在书架上挑出一本孙玉石主编的《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拿在手里翻着，有些爱不释手，可又觉得价钱有点贵，迟疑着，把书放回书架，又抽了出来。
“那位同学，请把你的包放这边的桌子上。”“喊你呢，怎么不知道？”一位满脸严肃地中年妇女过来拍了我的肩膀一下。我赶紧回过头，那妇女说：“你要是不买就把书放好。”我羞愧的赶紧扭身快步走了出来。
走在校园里，我突然后悔了，这样一来在她们的眼里我不更有了偷书未遂的迹象了吗。怀着懊恼和自嘲，我走出了北大校门。
一个月后，我又来北京，不知怎的，心里总惦记着这本《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终于在一个下午，跑到了北大，来到那排简易房，在书架上看见还插着3本《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不再犹豫，仔细地挑出了一本带了回来。
每次进北大校门时我总是直接闯入，有时遇到认真的门卫，我便在登记表上访问何人一栏里填写上“地质系李淑鸾教授”，其实李老师用不着坐班，她几乎都是在家里工作——她连鉴定微体古生物标本（有孔虫）的显微镜都搬到了家里。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从门市部的房间出来，手里握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又一路打听着来到“三松堂”前站了半天。
当然，在北京买书也留下了遗憾。那次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一楼瞥见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两卷书拿起来翻了翻，觉得有些贵，便又放下了，谁知后来决定买时已再难觅踪影了，直到过了三年才买到这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新版的价钱已超过了原来的一倍。
不过，在北京买书更多的还是快乐，譬如上下册的《心灵的激情》，几年前在青岛见到时我觉得贵，可那天在三里河的那家书摊上见到这部书熟悉的蓝色封面时，立马拿了起来，看看书价，脱口说：这书我要了。那女主人接过书看看定价，说：瞧这书多便宜啊，今下午刚送来的，出版社的库存书。
是啊，上下两册的《心灵的激情》才七元多，之前觉得贵，在今天看来已显得便宜了。
在北京买书的记忆难以忘怀，就像是一张张清晰的底片，并没因时间的流逝而模糊。北京的记忆想起来就觉得愉快，比如每次从三里河的小书摊淘书出来，便再到邻近的一个小售货亭买一瓶酸奶，携书漫步再喝一瓶酸奶几乎成了我晚饭后的休闲模式，卖酸奶的姑娘文静秀气，脸上总洋溢着甜美的微笑，一次我偶然发现这姑娘的右腿竟然有残疾，那个晚上回到地下室，说不出缘由，我竟然难过了好久。
青春的记忆啊……
编辑 王雷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