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表达方式有哪些
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现状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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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新世纪以来
中国诗歌语言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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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辽宁《诗潮》杂志向20余位诗评家、诗人发放“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现状考察”问卷，语言表达方式为首问。提问者为该刊主编李秀珊、刘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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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陈超：
口语方式和入世近俗的题材成为主流。有些写得很好，用我的说法就是“用具体超越具体”，能够容留“陌生的投胎者”。有些写得不好，没构思，没角度，没趣味。
（杭州） 赵思运：
中国历史上第一首诗歌《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即是明白如话的口语。但是中国却形成了漫长的文言文学史。新世纪以来的新诗在语言表达方式上最显豁的特点，就是回到了诗歌的口语本源。口语是活的语言，更贴近日常语言的形态，是最易于表达鲜活生命感受的载体。“我手写我口”，这是一个正确的路径，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新诗的主流。但是，关于口语诗歌的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态度的层面上，态度从来就决定不了一切。其实，口语诗歌比意象化、修辞化的诗歌更难。越是貌似容易的东西，越是蕴含着艺术的难度。口语诗歌的门槛很低，但是每迈出很小的一点高度，都可能需要很高的诗学悟性。口语诗歌很多时候依靠的是语言智慧、语言直觉、语言悟性。优秀的口语诗歌往往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天成的。一个对于口语不敏感和生命感觉不敏感的人，无论怎么努力，都不会成功。
也有一些优秀的口语诗人倡导“口水诗歌”、 “废话诗歌”，这里面有倡导者很大程度的个人炫耀成分。貌似“口水”和“废话”的诗歌，它所需要的对语言的天才因素，要异乎寻常的高。敢于提倡“口水诗歌”、“废话诗歌”需要的是特殊的艺术自信，因为“口语诗歌”与“废话诗歌”有时差别只是“毫厘”，但是，很多时候，相当一部分作者写的“废话诗歌”离“口语诗歌”的距离却是“千里”。
（旅美）严力：
我认为每一代人的表达语言肯定与生活事件和环境有关，也与生活中的各种正在使用的道具有关，高科技的发展造出了很多新的物件、新的词，这些词也必会在文本里出现，因为它们承载着这个时代的生活情感， 诗歌当然不能避免。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表达方式与新闻、即时和潮流性语言一起记录了新世 纪的人类发展。其中自嘲、幽默、挖苦等等的广泛运用也是它的一个特征。另外，直截了当 显然比拐弯抹角更过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跟着生活和社会内容的改变走，这条路 千百年不会变。
（重庆）蒋登科：
虽然我不赞同诗到语言为止之类的说法，但我们必须承认语言是诗歌的核心元素。只要是顺应了诗歌艺术的正常发展，不同时代的诗歌在语言方式上的变化是必然的。我们的诗歌曾经经历过政治化、口号化的表达，也经历过理念化的表达，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诗歌在语言上更多地体现为生活化、现场化。这和诗人的人生体验是有关。不少诗人放弃了精神上的高蹈追求，放弃了狂飙突进的空洞感受，而是回到生活，回到现场，回到自身，表达那种细腻、真实的心灵体验。他们不一定在诗中为这些体验命名，使人觉得诗歌似乎缺乏了某种境界和理想光辉。但诗的真实感却相当强烈，使人觉得亲切，自然，如临其境。不过，我们也要承认，有些作品提炼不够，有些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缺乏距离感，甚至拒绝过去诗歌中那种带给人们美感的音乐性特征，同质化特点比较明显，难以形成诗歌表达上的陌生化效果。陌生化是诗歌体现自身创造性、吸引读者的重要特质之一。
（天津） 王士强：
近年的诗歌语言表达方面总的趋势来说更为口语化、生活化，更具活力、及物性。此前诗歌语言的欧化、理念化、翻译体等现象有所减少，但在另一个向度上诗歌语言也出现了过度日常化、口水化、无意义化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诗歌或许还并未定型，还处于摸索和转型中，诗歌中的语言同样是处在左奔右突、裂变与分化的不稳定阶段，它变化多端、面目不清，但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包含丰富的可能性，这样的时期或许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宁波）荣荣：
语言太漂亮了，很多诗歌句式奇诡、曲折、惊险，感官上很受用。但要警惕诗歌陷入语言的泥沼，或仅只将外壳的语言当作内核。华服还得穿在美人身上，才能相得益彰。
（北京）霍俊明：
新世纪以来诗歌的表达方式在继续沿着90年代诗歌的个人性和叙事性以及口语性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具有社会化、伦理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换言之，随着中国社会分层的愈益明显以及社会性问题的突出，不同阶层的诗人在诗歌中更多以伦理化和社会化的方式关注个体存在和社会“现实”。这种诗歌语言方式的大面积涌现不仅与个体言说需要有关，也与主流文化对底层和新农村、新工人主题的强调有关。其好的一面在于诗歌与“现实”的密切关系，但是因为大量的仿写、复制甚至被“利用”和“消费”，这种伦理化和社会化的诗歌语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完备意义上的诗歌本体。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年轻群体的诗歌语言表达方式看起来更为自由和多元，但是这些诗歌的语言更多呈现为网络化和散文化。更多的年轻诗歌写作者对诗歌的语言表达缺乏敬畏之心。
（天津）徐江：
如果泛泛而谈，就我看到的情形而言，内地作者在语言形态的选择上似乎跟上世纪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是比例变了而已。比方说上世纪，以写作人数的多少而论，依次是传统白话书面语新诗、今人古体诗、本土学院派书面语（含意象）、口语平台上的现代诗；今天这个次序大约是——传统白话书面语新诗、今人古体诗、口语平台上的现代诗、本土学院派书面语（含意象）。不过在我个人的诗歌美学价值评判里，新诗和今人古体诗充其量就是一种语言游戏，是诗歌模仿秀。当代汉语唯一有活力、有价值的诗歌，就是现代诗——考虑到文本质量，目前特指口语平台上的现代诗。
（济南）马知遥：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诗歌在语言表达上更趋口语化，这样的表达方式延续了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诗歌运动。当文言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当人们的交流更趋开放自由的时代，口语入诗，并通过提炼成为诗歌是时代的要求。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符合那个时代的语言表达，新世纪诗歌的口语化诗歌和新时期朦胧诗歌、新生代诗歌都有了更为清晰的区别。如果说朦胧诗歌的朦胧美、新生代诗歌拒绝隐喻后的是朦胧诗歌语言和口语诗歌过渡形式，那么在新世纪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作为强势出现的时代，借助网络文学不断推进的现代诗歌语言的口语化表达方式就显得更为娴熟和普及，甚至可以说广大网民的参与丰富了口语表达的弹性，扩大了口语表达的范围，网络也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大而自由的平台。
（北京）安琪：
上个世纪末的“盘峰论战”，把诗歌语言的口语一面凸显出来，说实话在此之前，我走的路子大抵是“泛学院”（徐江语）类，讲究诗歌必须像诗，可以写得让读者看不懂也不能写得让读者太容易看懂（我福建时期的长诗基本就是这种理念的标本）。盘峰论战后，口语诗作者呼啦啦冒了出来，口语诗文本也纷纷磁铁奔赴磁石一样聚集起来让我清楚明白，原来，于坚、韩东、杨黎、伊沙们的写作就是口语。以前也读他们的诗，但没往口语方面去想，现在被提醒了再去读，就能读到奥妙，确实口语诗在表达生命最直接的感受上是很适宜的。也就是说，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在口语写作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恍然间已压倒书面语成为主流。我自己到北京后因为离生活近了，不知不觉也口语为主了。现在再读那些文绉绉的学院诗歌，总觉得有点隔：1）我和学院诗歌的隔；2）学院诗歌和生活的隔。这是我的两个看法，也许学院诗歌们也认为自己完全来自生活，那就只能说，我和学院诗歌所处的生活有点隔了。不管怎样，每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达自己是顺其自然的事，谁也强求不来。当然，对“谁都可以写诗谁都是诗人”的没有门槛的诗歌写作倡导，我反对。诗歌和任何一门手艺活一样，都要经过专业训练，不是谁都会补鞋修锅造飞机，同理也不是谁都会写诗的。
（西安）沈奇：
将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列为首要问题，显示出考察者的明锐，因为这一问题确实已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现状，乃至回顾整个新诗近百年的历程最为核心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但所有的文学都是语言的艺术，那么体现在诗歌写作中的语言艺术与体现在其他文学样式中的语言艺术，到底有何本质性的区别与差异，却一直缺乏明确的理论认知和典律性的写作依据，结果只有“无限可能的分行”和“移步换形”式的“唯新是问”，这成为新诗与其他文学样式唯一可辨识的文体边界。
到了新世纪这十余年，连这样的“边界”也更为模糊，以“叙事”和“口语”为主潮的诗歌“语言表达方式”，既极大地扩展了当代诗歌对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生的容纳性和可写性，也极大地稀释了诗歌文体的美学自性与语言特性。
追索此中根源，关键是当代诗人过于信任和一味依赖现代汉语，拿来就用，从语感到内容指向，皆只活在当下，局限于所谓“时代精神”和“时代语境”中。仅从语言层面而言，新诗其实是一个伟大而粗糙的发明。当代汉语诗歌在未来的路程中，到底还能走多远，拓展开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是否能自觉地把新诗“移洋开新”的写作机制与话语机制，置于汉语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的源头活水之中，并予以有机的融汇与再造。
（宜昌）刘波：
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整体上呈现为多元化的态势，大体延续了90年代书面语和口语化这两种方式，且以口语化为主。
口语创作一方面解放了诗歌的诗体形式，让日趋板结和僵化的书面语表达获得了生机，给中国诗歌带来了创造力；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诗歌趋于玄学化和晦涩的困境，让其逐渐摆脱了炫技的神秘氛围，从而走向了新鲜、活力与必要的野性。
另一方面，却又因其随意和不受约束，导致很多诗人的口语化创作走向了一个极端，变得过于直白和口水化，让诗歌失去了陌生感和创造性，进而丧失了味道。所以，诗歌的口语化是一面双刃剑，既显出了优势，又呈现了弊端，而如何把握好中间的那个度，就是当下诗人们所面临的抉择。在保持口语化的鲜活和思想力度的同时，要做到直朴而不浅白，简洁而不单一，在写作中给语言留有空间，让那种创造性和新奇度不至于离一个诗人太远。
（武汉）田禾：
诗歌艺术是语言的艺术，这几乎已经成为所有诗人创作的一种思想和理念。中国新诗的语言表达方式历来都是多种多样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语境特征和语言特性，如：新诗初创时期诗歌语言的随意性，三四十年代诗歌语言的抒情性，“文革”时期诗歌语言的歌谣性，朦胧诗时期诗歌语言的开放性，新世纪诗歌语言的日常口语化表达。这些特征使诗歌越来越接近人的内心，越来越贴近人的生命和灵魂。
如果说生活和细节是诗歌的血肉，那么语言就是诗歌的骨头。有骨头支撑着，诗歌才站得住、立得稳，诗歌才有力量。没有语言的诗歌写作是没有力量的写作，没有语言的诗歌注定是苍白的，像白开水一样寡淡无味。当下诗人的创作，对诗歌语言的准确性和生动性，都有自己较好的把握和创造，诗人们写出了自己诗歌语言的个性和特点，诗歌作品沉稳而厚实。我非常赞成诗评家张清华兄对当下诗歌的评价：“我感到中国的‘好诗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多，他们的技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细腻和过硬，汉语新诗问世一百年来，其表达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和准确……”
（福建霞浦）汤养宗：
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主要特征是夸大语词在诗歌中的作用“以语词霸占情怀”的话，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则凸显了以下三种特征：
（1）以叙述替代了滥觞式的抒情。诗人们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拿自己与所处的时代说事，或者“我”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便是这个时代的真切细节。“叙述”的作用在诗歌中被诗人们演化成区分个体情感在整体社会中拥有“私有性”的重要手段，使“我的话”独立于整体的话却又比整体面目模糊的公共语词更为值得信任。加上辅助以情节化、戏剧化、描绘化等手段的摄入，促令诗歌在悬空式的说教降落到生活的现场中，诗歌的可指性与及物性大大强化，而不再只有崇高与神性中摸不着的高谈阔论。
（2）诗歌结构的肌理更为多维复杂。随着全人类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出现及多维式思辨模式在生活中的大面积介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不再以传统“绝句体”的书写模式或貌似简单又高远的诗性觉悟为荣，看透了藏匿在当中轻车熟路的可仿性及文字中的思维习惯惰性，相信诗歌文字在极端节制中，更依靠多元复杂的肌理来支撑阅读上的诗性延时性与认识上的审美开阔性。这种更为复杂化的书写，给文字结构带来严重的线性脱节，变轨，移位与开合，从而也给诗人们带来了具有挑战性的无比新鲜而开阔的书写境地。目前，随着许多有主张的诗人在这方面的先锋带路，也随着它的影响性日隆，正在冲击与阻遏着传统诗歌中单一，线性，板块式的简单书写。
（3）口语的鲜活性冲击了诗歌的风雅性饶舌。应该说最鲜活的语言都存在于历代的口语中，也是口语改变与丰富了文学中的修辞使用法。一部《诗经》，便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口语集成。新世纪以来汉诗的另一个重大拐点就是恢复了诗经唐诗中平民化口语书写，这种书写的心态首先是站在平民化个体的角度恢复对社会世相的叙述把握，而不是高人一等地以士大夫的眼光心态来作故作高深的文字处理，让文字高束在空中作不及物的语词纠缠。现时期的口语诗歌除了割裂刻意的组词造句以及已经落套的意象隐喻上的水下铺路，借尸还魂，隔物说物的病灶外，最大的作用是让阅读者感到这是当代人在诗歌中说话，而不是唐代人在写赋，清代人在写词，真正使诗歌砌入了现时代的阅读语感中。
尽管一些对口语诗歌认识一开始就错位的诗人已经给这种诗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但是更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诗人正在口语的使用上开辟出越来越让人信服的写作主张。口语绝不等同于消灭写作难度，口语并不是已被世俗化框定的那种含义，它同样存在着与最复杂的修辞信念及多元化的文学观念相衔接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它的说话方式更为当下性而已。那些本属于诗歌的各种元素它同样一个也不能少，比如口语诗同样存在炼字与炼句的问题。这是当下所谓的“口语诗”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事实上它还有待于被人进一步认识的时间。
（延安）刘全德：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的语言出现了口语化、生活化的特征，缓解了诗歌长期以来置身于意识形态现场的焦虑形象，相当多的诗人写得更轻松、更随性。由此，伴随当代生活而产生的许多新词进入诗歌表达范畴，置换出现代汉语更大的弹性力量。当代诗歌对汉语发展倾向的密切关注和诗意改造值得充分尊敬。“城市”这一想象空间在社会语言学层面有相当拓展，其中遮蔽依旧的精神资源和思维断层正在得到梳理和缝合，这是中国诗歌新世纪以来获得的全新动力。总之，当前诗歌正处在一个厘清或摆脱“五四”白话文思维影响的十字路口，面向当代生活发言的需求正在改变一代诗人的作风和语言方式。
（湛江）张德明：
新诗自从1917年草创以来，迄今已有90多年历史了，我认为这90年多年来，新诗一直都处于探索和“尝试”之期，远没有达到成熟和完善的境地。无论是在体式创格还是语言运用上，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都在各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些尝试有得也有失，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是在情理之中的。新世纪10多年来，中国新诗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日常口语的大量移植，也有古典语言的现代翻新，更有一些以往难以入诗的语言，如情色语言、垃圾语言等，也被诗人拿来用作诗语。可以说，新世纪中国新诗的艺术表达中越来越模糊了日常语与诗家语的界限，大大扩展了诗歌语言的选用范围，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新诗创作的自由化特质。自然，语言运用上的无所拘限，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诗歌写作的难度，削弱了中国新诗的美学成色。
（宁夏灵武）杨森君：
毫无疑问，中国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日益丰富，这与诗歌语言的持有者的文化素养的丰富性相关。即使是同一个诗人，其语言的表达方式也会因其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吸纳、整合而发生变化。就中国诗人而言，无论怎么变，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母语养成的表达习惯与语言的基础结构。对同一个事物进行语言描述时，表达会因表述者的观念而异、因表述者对语言修为的深浅而异。所谓“陈词滥调”——是对语言表达方式反感的一种讨伐。一个诗人的包容性越强，他越可能在表达上能争取到最新的自由，他的写作也可能会更生动。
（贵阳）赵卫峰：
新旧只是时空类概念，新世纪的诗歌行进当然并不能与旧世纪一刀两断，终究是老路上的延伸，永无止境的拓宽改造、粉饰妆点，以求在过程中的可能的变化。不科学地说，新世纪来诗歌语言表达倾向相对更为“多样化”、“中国化”。
“多样化”，是说 “口语体”、“诗化语体”（散文诗、散文化的诗、）、“翻译体”和传统写意的概念化诗歌等均呈枝叶纷披状，各自继续。说到“中国化”，可以是以口语为标志（工具？）的更“写实”的倾向在其中明显茁壮；其问题也越来越多。并且，对它的赞成与反对和种种分歧都时常因大众性传媒的介入而溢出诗歌的边界。
总体看，新世纪前十年仍是当代诗歌行进的一个纷乱而又自然的过渡段。
（济南）路也：
将口语写出深长的意味来，把日常化书写跟文学烈度结合起来，素朴又不失典雅，这是我所看到的新世纪以来的优良的诗歌语言。
而这个时期，那些不好的诗歌语言，倾向大致有两种：一类是口语化日常化到完全不加选择完全不加提炼地从生活中原样照搬，把懒惰和缺乏创造力跟所谓原生态混为一谈。另一类是把句子制造得散发着完全的书面语腔调或者摆出一副跟国际接轨的洋腔洋调，严重者可以达到纠结之地步，恨不得把每个句子都拧成麻花，用汉语写不知所云的外国话，用言辞的云山雾罩来掩饰生命经验的贫乏和感受力的薄弱。
（兰州）古马：
泥沙俱下，更加自由，更加丰富多样，“雄辩”的色彩 在增加，普遍缺少“禁欲”，缺乏凝练。
（北京）邓程：
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语言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变化不大，还是两种方式：一种是象征（隐喻）的方式；另一种则是反象征的直白的口语方式。不同的是，现在这两者的界限在模糊，有一种互相吸收的趋势。不过总体而言，是趋向于口语方式，象征（隐喻）的方式越来越局限于学院派，影响日渐减小。这也符合世界潮流。
诗篇→ 她们··新世纪中国十佳女性诗人的诗
论语→ 今人不见古时月：当古诗放到面前
视角→ 想写好口语诗，就得改好笔名
论语→ 新世纪十年：诗歌批评的问题与检思
论语→ 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之遭遇
论语→ 第三代诗歌精神的历史性终结
论语→ 肯定部分批评家是不读诗的，部分诗评家是不懂诗的
论语→ 诗人已经变成了诗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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