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研究
明代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刍论
郑天熙
作者：郑天熙（1990- ），男，仡佬族，贵州遵义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后，特聘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与思想文化。
摘要：明代古文选本总量在500种以上，远超宋元选本，丰富的编选经验使明人常在序跋中表达对古文的理论思考，序跋成为考察明代古文选本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人在古文选本序跋中表达的古文观念，主要有古文本源论、古文功用论、古文时文论、古文发展论、古文审美论。明代古文选本对古文的传统定位有承有革，他们一方面继续倡导古文的政教人伦之用，标举古文“典雅”“浑厚”的传统风格，一方面则纷纷表达己见，不再尊崇一说，使古文本源论、功用论、古文时文论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样化面目。古文发展论，体现出明人对古文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自觉构筑完整文学史的努力。在时代思潮的汹涌撞击下，明人古文阅读的主体性地位大大提高，肯定了古文的美学特征与阅读体验，使古文阅读从政教修身的工具存在转而为主体性灵自由伸展的审美活动。因此，古文审美论成为明代古文选本序跋中最具时代特色的古文观念。考察明代古文选本中的古文观念，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明人普遍的、沉落为明代一般知识形态的文学思想。
学界对于古文选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宋元，尤其是南宋。在中国选本史上，南宋第一次出现数量可观的古文选本，并对古文进行评点，有学者因此将南宋孝宗朝定为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期。[1]但明清以后出现的古文选本数量远在宋元之上，经笔者普查，明代古文选本总量多达500种以上，它们对宋元古文选本有承有革，不仅延续着对古文的传统定位，还拓展古文选本的编选意图、创新古文选本的文体样态，目前学界还较少有人关注。其中，受明代社会文化思潮影响，明代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相对于宋元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新变，体现出明代古文观念的一般化、普遍化形态，本文即对明代古文选本中的古文观念作初步探讨，以引起学界重视，推进对明代古文选本的研究。
一
本文的“古文选本”，主要是指先秦至明的散体文选本。从明代古文选本实际的收录情况来看，明人对“古文”在文体上的理解并不全是散文，而包括辞赋、甚至诗歌。[2]散文本于骈文相对，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即是倡导先秦两汉的散体文，以扫除靡丽的骈对文风，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句读不类于今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词。”（《题欧阳生哀辞后》）韩愈对古文的描述，为后世古文概念定了一个重要的基调，即“学古道”，也就是古文必须载古道。同时，在文风上与骈俪相对，趋向典雅朴实、雄浑刚健。“凡说到一个‘古’字，自然都带了一种天真朴质的意思。朴质而切当情理，即是古文家的中心标准。”[3]对古文概念的这两个基本维度——内容上载道与风格上朴实，在宋元及明代古文选本中都得以继承与贯彻。但是，韩愈并未硬性规定“古文”的文体必须是散体文，再加上“文”本就有泛指一切文章之义，“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4]导致“古文”的文体内涵是模糊的、变动的，有时指散文，有时也可指诗歌、辞赋，也导致后世古文选本中不全是散文，而兼收诗歌、辞赋。这一点，已有学者在宋代总集的研究中指出。[5]
目前学界对宋代选本古文观念的研究，只局限于上述古文的文体学内涵，对其他方面的分析并未过多涉及。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相对明代，宋代古文选本数量仍十分有限，“宋人多讲古文，而当时选本存于今者不过三四家，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为主，……下世所传诵，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昉得《文章轨范》及昉此书（《崇古文诀》）而已。”[6]有限的选本不足以让选家对古文及其选辑工作进行深刻反思，因而很少在选本中留下理论形态的言说；第二，宋代选本在正文前很少有序跋表达古文观念。除了真德秀《文章正宗》外，流传甚广的几部宋代古文选本都几乎没有序跋，即使有，也略略数语，多浮泛之言，篇幅很短，如《崇古文诀》序仅两百字不到，有的序跋甚至是明人后来在重刻本中所增写，《妙绝古今》第二篇序由明代嘉靖年间谈剴写，《文章轨范》序由王阳明写，这两篇明人增写的序，不仅篇幅增大，而且包含序家对古文独到的理解。由于宋代选本主要用于指导科举，选家一般不会过多思考古文的其他功用以及审美等理论问题，甚至也无需序跋。选本直接的科举实用性取代了宋人对古文的理论探索，序跋在宋元古文选本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为古文选本作序，并表达对古文的认识与理解，是明代古文选本的普遍现象。明代古文选本数量远超宋代，丰富的编选实践，使明人对古文有深刻的理论思考，而选本是作品的集合，作品自身并不能直接表达选家与序家对古文的认识。于是，他们便充分运用了序跋这个平台。明代古文选本中，一本选本有两三篇是正常现象，甚至有的选本多达五六篇及更多的序。[7]选本序跋这个“副文本”在宋代古文选本中曾是可有可无的边缘要素，现在一跃而成选本重要的组成部分。[8]可以说，如果研究宋代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只能从选文情况入手，缺乏直接表述古文理论言说的话，明代古文选本的序跋则作为重要的平台，提供了大量明人对古文的全面思考。明人在古文选本序跋中的古文观念，可分为古文本源论、古文功用论、古文时文论、古文发展论、古文审美论，下面依次考察。
古文本源论是指关于古文生成来源、本体认识以及古文与六经的关系的论述。明代古文选本继承“文源六经”的传统，认为包括古文在内的一切文章形式，根源都可追溯至六经。钱钟义《集古文英引》序：“天下至文萃于六经，譬诸日用饥食渴饮，冬裘夏葛，莫可损益。”[9]蒋允仪《古文渎编序》：“古人为学皆以六经为源本，以史汉为波澜。唐宋大家尽用此法。”[10]不过，明人并没有被“文源六经”说束缚，他们还推崇先秦两汉古文。王宠《秦汉文八卷序》：“五经其炳矣，日月宇宙弗可湮已。近古而闳丽者，其秦乎？其汉之西京乎？”[11]有的选本极为推崇《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古文，黄道周《古文备体奇钞序》将五经与《左传》《国语》《战国策》并列，认为二者“一则属正而体近于方，一则属谲而体邻于圆。……盖为群言祖，实为众体之体也。”[12]明人视先秦两汉时期的古文为学习的典范，但具体每个选本的师法对象，是有差异的。《周文归》盛赞周文：“惟周郁郁称盛。”[13]茅坤《刻西汉文苑叙》则独推西汉文，认为西汉以前的文章都有缺陷，不足以成为学习之模范：“然虞夏浑噩，商周悱恻，世远事殊，夐乎莫可模矣，春秋战国间，家骋游说，人习辞令，大抵游谭无根，而弗轨于先王之程度，则虽娴于文，其亦奚贵？”[14]对古文之“古”，不同选本也有不同理解，马骥《秦汉文序》认为只有先秦西汉文才能称为“古”文，东汉以后及唐宋文也不能算“古”。[15]
明人对六经与古文的关系有全新的思考。他们虽然不否认古文根源于六经，但对古文中的美学价值，包括审美形式与审美情感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古文的美学特征作合法性论证。邹迪光《文府滑稽自序》：“六经咸池，大章太羹，玄酒也；诸子百家，鹅笙凤管，醇酹也；此之为书，倘亦兰英之酹，危弦促节之歌乎？”[16]六经诸子之文，是平缓和雅之乐，而滑稽之文，是急管繁弦之乐。二者区别仅是音乐形式的不同，但都为人所需。郑元勋《文娱自序》：“六经者，桑麻菽栗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者也。……二者衡立而不偏绌。”六经是基本的温饱需求，而文章的美学特征，则是怡人耳目之“奇葩”，虽温饱之资不可一日缺，“奇葩”之可悦可怡，也不可少。郑元勋甚至认为“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倶可烧。”[17]“师古者，师其美，非师其年也。”[18]鲜明地表达了古文文学性与主体审美情感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明人还在序跋中申说文章的美学特征并非仅止于娱乐，许令典《文府滑稽序》认为该选本不仅是“供啸傲，具捧腹喷饭之资”，还可“引君于道”。[19]郑元勋认为文娱之“娱”也包括“名理经济节烈之言”。这体现出明人在古文政教功用观强大的影响下极力为古文的美学特征寻求存在空间，并给予合法性论证的努力。
二 古文功用论，是指明人对古文社会功用的认识。古文自唐代韩愈大力倡导以来，就与政教人伦紧密联系在一起，韩愈倡导古代散文的用意，即在复兴儒学，“志在古道”[20]，柳宗元也重视文章明道：“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以为能也。”[21]批评抽黄对白的骈偶文风，宋代柳开亦提倡古文与古道，“文章为道之荃也。”[22]“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高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23]欧阳修更是提倡“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认为文章好坏与是否践行道即关注社会人生有密切关系。再加上程颐、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对“道”的大力推举，古文的社会功用成为其正统本色，凡言古文，必涉其修身扶正的政教人伦之用。
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即以“明义理，切世用”为目的，“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24]明代古文选本在古文的功用观上继承此传统。黄省曾《秦汉文序》：“文以政兴，而言乎政道乃文之至大而根要者也。”[25]为了突出古文有助于个人道德修养，有选本甚至严格贯彻道德优先的选文原则：“凡传忠孝节义者，不论文之高下毕录，使达节懿行，因文以传。”“志文非人品最高有合于公论者不录。”[26]选文的道德标准高于艺术标准。
明代中后期士人普遍离经叛道，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或困于举业，为文日靡，古文选本强调古文教化世道、倡导修身以德便有了深刻的时代意义。“若夫诡肆幽僻，汪洋自恣，逞横议之口波，外周孔之正教，此在离经叛道者好之。予弗取也。”[27]它充分体现明人以古文选本为手段，欲挽狂澜于末世的经世之心。这里还需要提及明代中后期所出现的经世类系列选本。就笔者所见，明代经世类选本有近40种之多。包括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沈一贯《经世宏辞》、陈其愫《皇明经济文辑》、陈仁锡《八编经世类纂》以及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等，“文以载道”的古文功用论传统在这一系列的经世类选本中已经具体化为“经世”，即拯救乱世中风雨飘摇的国家。方岳贡《皇明经世文编序》：“文章莫尚乎经济。”[28]饶天明《皇明经济名臣录序》：“月露风云而无益理乱之数，将焉用之！……凡所以远其传焉者，亦经济之文之为耳。”[29]陈其愫《皇明经济文辑自序》：“夫宇宙有真文章，然后有真事业，以真事业为真文章者，远之炳蔚昭宣，垂辉万世，而近以布帛寂栗，实庇一时。”[30]明中后期经世类古文选本序跋所透露出的古文功用观，虽然承自传统，但不同于宋元选本如真德秀《文章正宗》那样对文章的强制性规约，而是出于时代环境之深刻转变，面对浮华靡弱的中晚明社会，以古文选本的方式发起的救弊行为，是现实环境所刺激的产物。
古文与科举时文的关系，是古文选本绕不开的话题。南宋吕祖谦《文章关键》、楼枋《崇古文诀》、谢昉得《文章轨范》等，都有指导科举的目的。明代亦有此类选本，如《集古文英》《必读古文正宗》《文章指南》《文则》《三苏文汇》等，明人关于古文时文关系的论述，比宋元选本更加深入。
邵宝《重刊全补古文会编序》：“文一而已矣。自近世以举业为时文，于是有古文之名。时文之于古文，异体而同辞，异辞而同理。”[31]吴承光《古文钞自序》：“夫文一也，而有古文今文之异者，何也？时之上下使之也。”[32]既然文一非二，那么学好古文，对时文写作时有利的，但还有选本认为，像《古文关键》那样对古文进行字句章法的分析讲解有割裂古文浑全整体的弊端，“以文有关键、有诀、有小心放胆，有警句奇字者可免矣。”[33]从而否定古文点评，甚至有选本明确指出不是为指导科举而编，魏养蒙《不多集序》强调该选本与教人“帖括闱屋语”不同，志在“学古”。
片面追求文字技巧，不重视文章实际内容，明代选本是批评的，“读史者不得其意，剽窃语言以资帖括，无异耳食。”[34]“数十年来帖括炽兴，渐忘古典，卑靡之气盈于宇宙。”[35]故而有些明代选本虽为指导制科举者编选，也主张文章关乎政教大体，不能徒存功利。《续文章轨范》“要皆为举业者设”，但“忠孝节义之心油然自生”，“若假此以为钓利之饵，希禄之媒，则《文章轨范》先失之矣。”[36]可见，明代古文选本对古文时文关系的理解并非单一维度，他们一方面看到了古文对时文在写作上的启示，另一方面又注意维护古文的“浑朴”性，认为过多的章句解析会破坏古文的浑全整一。同时，他们反对时文片面追求文辞，强调古文与社会人生的紧密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明人在选本中表达对古文与时文关系的辨证理解。陈仁锡《正续名世文宗序》：“夫今之为古文者，皆时文也。不独今也，宋开制举义科，其号为古文，亦今之时文也。今人作古文，则古文亦可呼为时艺。”[37]郑元勋《媚幽阁文娱二刻》自序：“今人以经生帖括命之曰时，其诸文词则曰古。余以为经生所阐发而代言者，……宜曰古；其诸文词，……宜曰时。”[38]这不是从时间角度来区分古文时文，而是写作潮流与写作内容来考察，古文在当时作者多，普及广，即是“时”文；而科举时文阐发古代经典，内容上是“古”文。古文与时文只是称谓，从不同的考查角度看，古文可以是时文，时文也可以是古文，古文与时文有辨证的转换关系。明人打破时间角度的区分，不泥守古文时文的通行定义，以流行程度与文章内容来看待古文时文，对古文时文各自的特点及相互关系有深刻的把握。
三
宋代古文选本以文法讲解的实用性为主，在选文上以唐宋文居多，而侧重于宋文。[39]集中选当代文，使宋代古文选本不能充分展现历代古文创作成绩，更没有勾画出先秦以来古文的发展脉络。《文章正宗》虽选入秦汉文，但受制于“辞命”“议论”“叙事”“诗赋”的特殊分类，也没有能呈现历代古文的演变轨迹。总之，宋代古文选本在编辑意图上侧重于实用，在选文和编次上很少考虑对历代古文作脉络梳理，而明代古文选本则有十分自觉的文献整理与文学史建构的意识，面对先秦以来丰富的古文遗产，明人有极大的文献整理汇编的热情。有的选家具有全面网罗历代古文雄心，所辑选本体量宏大，卷帙浩繁。代表有梅鼎祚的系列文纪：《皇霸文纪》《西汉文纪》《东汉文纪》《三国文纪》《西晋文纪》《东晋文纪》《南齐文纪》《梁文纪》《陈文纪》《北齐文纪》《北魏文纪》《后周文纪》《后魏文纪》《隋文纪》《宋文纪》等，题名钟惺的系列文归：《周文归》《汉文归》《宋文归》《晋文归》《南北朝文归》《唐文归》，还有张采的历代文：《西汉文》《东汉文》《三国文》《西晋文》《东晋文》《南朝宋文》《南朝齐文》等，洋洋洒洒，蔚为壮观。此外，明代还热衷于编辑断代类选本，笔者普查到的明代断代类选本有81种，如果再算上唐宋文选本的55种，共136种，再加上为数众多的通代类古文选本，几乎可以覆盖先秦至明以前所有朝代的绝大部分散文。可见，在选文范围与文献搜辑上，明人较宋人有极大地开拓。不仅如此，他们还以史家意识铨选优劣，建构古文发展史观。
明人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是由浑朴、古雅逐渐到漓散、雕琢的过程，时代越往下，距离古雅越远。马骥《秦汉文序》：“古之时，太和之气磅礴宇宙间，圣贤迭兴，立言明道，若典谟训诰之作，悉其精蕴所发，模范后世，而斯文之脉已阐，不可尚矣。先秦西汉去古未远，而其气犹浑厚，时则有屈宋贾董班马诸君子出，……海内谓其为古亦宜矣。若东汉、若晋、若唐、若宋，未尝无文，然其气日以渐漓，故其文华而不实，谓之古，不尽其然矣。”[40]因而在价值评判上，明人通常肯定先秦两汉文，贬低东汉六朝文，“秦汉去古未远，先王风气犹存。”[41]“自是已后，东京之轻华，建安之清放，虽明瑟可观，而浑朴之气去之已远矣。”[42]
有选本认为此种发展趋势带有必然性，张运泰《汉魏明文乘不分卷序》：“说者顾谓魏文亚东京，东京文亚西京，岂知西京文之不得不东，东京文之不得不魏晋者，世数迁转使然。”[43]由西汉文到东汉文，再到魏晋文，文风的差异是时代环境变化所导致，并非人为。有选本还为饱受批评的六朝文辩护，认为骈偶文风已由汉文“扬其波”“导其流”[44]，有的还收录两晋六朝文[45]，说明明人虽然在总体价值上贬低六朝文，但并未完全否定其的历史价值，认为六朝文是文学发展史不可缺少的一环，“秦汉而上，世所采彰，良已繁缛；唐以下，宋元以来，表著不少。惟魏晋以迄周隋七代之文，零落无序。”[46]于是，明人在构筑完整文学史的意义上，从保存文献出发，编选六朝文，体现出他们整理古文遗产的史家眼光。
明人还在古文选本序跋中历代作家作品展开具体批评。可分为三点：对历代文及作者的批评；对所选文的分类；对唐宋诸家及三苏的评价与认识。
钟惺《周文归序》用“朴”来描述周文：“周家八百年朴气至此，后世非逊其文，逊其朴。”[47]对汉代文，茅坤《西汉文苑序》：“其事核，其法裁。”[48]张运泰《汉魏名文乘序》：“汉兴值燔书之余，文体丕茂。”[49]方岳贡《历代国玮集自序》评论文体：“章疏取其深亮，赞颂取其典硕，箴铭取其沉奥，笺表取其藻郁，序记取其高劲，论策取其明达。”[50]在《国玮集》凡例中，依次评论历代作家作品：“嵇阮之文，斐然玄放，天拔为多。”“有唐奏议之文，颇究事实。”“韩柳之文，是称开辟，足冠众工。”“宋室文章，永叔为冠。”[51]表现出对历代古文的批评自觉。其他如《古文类选》《古文启秀》《古文正集》《古文奇赏》《正续名世文宗》等也都在序跋或凡例中以史家身份批评历代古文。
有的明代古文选本在排列选文时，会对文章进行分类，这虽然没有在序跋中呈现，但体现了选家对文章性质、风格、功用的理解，因此也属于古文选本的批评观。潘基庆《古逸书》将选文分为“神”、“妙”、“奥”、“闳”等十六品，题名屠龙的《钜文》分为“宏放”、“奇古”、“悲壮”、“庄严”、“闲适”、“绮丽”六品，[52]李廷机《万文一统》将选文分了25类，分别是：“简古文”、“典则文”、“雄伟文”、“叙次文”、“经济文”、“殊觉文”、“抗直文”、“讽切文”、“刺讥文”“攻击文”、“议论文”、“正大文”、“节义文”、“恳至文”、“标表文”、“玄虚文”、“神奇文”、“幻颖文”、“悲愤文”、“幽思文”、“机权文”、“刺深文”、“捃摭文”、“潇洒文”、“豪放文”。[53]还有的并非从文学风格角度划分，如《文坛列俎》分为“经翼”、“治资”、“鉴林”、“史摘”、“清尚”、“掇藻”、“博趋”、“别教”、“赋则”、“诗概”十类，并在每一类之前用解题的形式揭示该类文章的总体特点。[54]
明代唐宋文选本最为人熟知的，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但明代并不止这一种，已普查到的唐宋文选本多达55种，包括《古文渎编》《唐宋十二大家文归》《孙宗伯精选唐宋八大家文抄》《唐宋八大家文悬》《唐宋八大家文钞选》《八大家文钞自怡集》《唐宋四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选》《四大家文选》《陆君启先生评选唐宋四大家》等。
蒋允仪《古文渎编序》推举八家“皆以六经为本原，以《史》《汉》为波澜”[55]且有振衰救弊之功。三苏文在唐宋文选本中占有重要地位，专选三苏的选本也非常多。[56]明人对苏文既有审美接受，如赵林《三苏文汇序》形容读苏文“觉风雨晦明、忧悴劳苦，一与欢畅。”[57]也有文法性接受，即以三苏文指导科举时文，[58]对苏文的评价也不再是单一的载道、政教方面，而能欣赏苏文的“禅机”，“皆天地间不可少文字。”[59]表现出对苏文包容而全面的理解维度。
四明代是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新思潮汹涌地冲击着传统，使传统观念摇摇欲坠，阳明心学孕育的王学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主张人欲即天理，在张扬个人情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狂士李贽猛烈抨击假道学的虚伪，整个中晚明时期弥漫着肯定人欲、解放个性、批评僵化传统的思想。[60]明代古文选本浸淫在这种张扬个性的时代环境中，深受其影响，部分选本抛弃古文传统观念，表达具有鲜明主体性的新型理解。他们将经典与历史上的子、史部甚至包括佛经等所有文献平等视之，[61]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古文“雅正”、“浑朴”的一贯面目，而开始广泛注意到各种新鲜的文学风格与审美情感，表达个性化的阅读感受与审美体验，鼓吹古文的娱乐性、抒情性，甚至滑稽性，古文的美学特征与主体的审美情感得到空前的重视。[62]
李宾《八代文钞》将屈宋楚辞列在最前，因为在他看来，“此（屈宋）文人之宗祖，前此非无文，书契坟典，《左》《国》，已至短长，为经、为传、为子，无所谓文也。”[63]屈宋楚辞以前的文章都不能称“文”，这是李宾对“文”的个性化理解，其中对楚辞文学性的重视则值得注意。黄道周《文心内符》将诸子文排在首位，将秦汉六朝文排在《檀弓》《公羊》《谷梁》等经之前，显然已不是按“尊经”传统所作的排序，而《文心内符序》“心，文之渊也”，以及“不得不考之以符心”的说法，[64]大大提高“心”对于“文”的重要地位，申张与挺立了古文阅读中的主体性。李宾对屈宋楚辞文学性的推崇，以及《文心内符》对文之“心”的提倡，分别从文学作品与读者接受两个角度肯定了古文阅读的个人化、审美化倾向。
张扬古文的审美特征与主体阅读感受，是明代中晚期古文选本的一股巨大的风潮，影响所及，有些选本甚至不再提及载道、政教，而是专以古文的某种文学性为编选标准。如《文章又玄》以“玄”为选文标准，欲“探神情于章句之外”，“借指月以俟证成”，希望读者在选文中读出文字以外的“玄”意，[65]《古文品外录》“择秦汉以来文之旨远情深者”，[66]《文府滑稽》专选历代诙谐文，并认为滑稽之言具有“醒心脾，动体魄”的神奇功效。[67]此种选文风尚炽盛于中晚明，普遍受人喜爱，市场的需要，加上明代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印刷出版业，这类选本被不断增补、翻刻，形成带有丛书性质的选本群。这里值得提及的有三种：一是奇赏系列，二是文娱系列，三是文致系列。
奇赏系列选本包括陈仁锡《古文奇赏》《续古文奇赏》《三集古文奇赏》《四集古文奇赏》。以“奇赏”命名，突出了选本“尚奇”的审美倾向，陈仁锡以兵法比喻文章：“文章有杀生而无奇正，杀生，奇也；奇外无正。文，兵也；兵，礼也。”[68]《略纪》则用相当大的篇幅批评历代古文，而这些批评完全是审美角度，如“曹植文极有骨理”，“宋文字苏洵颇雄浑，欧阳修能婉折。”[69]与李宾《八代文钞》一样，《古文奇赏》排列选文时，也以《离骚》为冠，认为屈原是“大作手”，并没有首排经典。再如《翠娱阁评选明文奇艳》，在序中深入辨析“奇”与“艳”这两个批评术语的关系，并认为《周易》《史记》《庄子》与韩愈文是“奇”文，而“艳”自在其中；《诗经》《左传》《离骚》“奇艳双至”；六朝文及唐人文“徒以艳”而不能奇。主张“能奇不能艳”未得正，也不能因为追求“艳”而“弃奇”，[70]很明显，关于“奇”与“艳”的讨论，是对古文自身的审美判断，而非道德政教要求。
《文娱》系列选本包括郑元勋辑《翠娱阁文娱初刻九卷》《翠娱阁文娱二刻十卷》，主要选录娱乐小品，“搜讨时贤杂作小品”，“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71]《文娱》序不仅没有政教修身的论调，而且肯定喜新厌旧是人情之常：“人情喜新厌故，喜慧厌拙，率为其常，而新与慧中，何必非至道之所寓？”[72]郑元勋还生动描绘了读高典大册与读娱乐性小品的感受对比。“沉博大章，心非不敬，如对端方之士，莪冠铁面，爱不敌畏。”[73]敬畏之心超过喜爱，主体性的审美更谈不上了，而读娱乐性小品，则“不啻饮神浆，聆天乐，于渴且倦之时，絓结顿解。”[74]将娱乐小品比喻为神浆天乐，主体能获得自由的审美感受与娱乐性的精神效应，相对读高典大册的“敬爱”，主体性与审美的自由度得以大大伸张。
郑元勋之弟郑元化还对阅读娱乐小品的主体状态以及阅读的环境氛围作出说明，以达到更好的阅读体验与精神享受。“幽滞者不可与言小品也。故览是集者，宜通人达士，逸客名流，犹必山寮水榭之间，良辰奇怀之际，焚香品泉，卧花谓月，则忧可释，倦可起，闷可涤。”[75]并表示此种阅读法与读四书五经不同。这都表示，明代的古文审美论者已经明确区分小品文与经典的不同：小品文的阅读是极具个性化的审美活动，而经典阅读却是千人一面，百口一词；小品文的审美允许主体自由驰骋，并享受阅读带来的精神愉悦，经典的阅读则导向政教人伦，较少甚至回避私人化的体验。明人还用经典论证审美情感的合法性，并针对“欢愉之辞难工”的传统看法，就欢娱之情对文学正面的促进作用做出全面肯定。陈从伦《文娱二刻序》认为《诗经》得性情之正，使人鼓舞踊跃，“皆此欢娱之致入人于无穷也。”接着，他为“欢娱”正名，“浩然之正气，喜乐居多耳。不得已而变为哀怨，激为愤怒。若《离骚》之沉郁，《南华》之奔放，此文章之变调所繇起也。”“文之善于怒哀者，未有不始于欢娱，终于欢娱者也。”[76]“怒哀”等负面情感，皆由“欢娱”演变而来，“欢娱”作为文学创作情感，在价值上比“怒哀”更高。
《文致》系列选本有刘士隣《兰雪斋增订文致八卷》《删补古今文致十卷》以及蒋如奇《明文致二十卷》。所谓“致”，是指主体的一种超然的精神品调与审美趣味，是相对于名花的“幽卉”，[77]“幽谷有佳人，遗世而独立。”[78]不同于《文娱》系列选本对欢娱之情的推崇，刘士隣的两种《文致》则偏爱俗世之外的清幽孤寂，倾慕超脱尘世的山林之趣，“林下则旷，深闺则窈，花茵则丽，绣幙则纤”。[79]金维城读完《文致》，感觉“清润宛转，嵌空玲珑。”并指出读《文致》可免“竹杖芒鞋”登临丘壑去寻“致”，直接“高枕卧游，山川到腹笥矣。”[80]主体徜徉在《文致》的幽深清逸之境，极抒遗世出尘之情。
而李鼎《明文致序》则认为“致”是主体性灵的自由展现，“致”的获得具有不可着意的偶然性：“有呕肝落眉不能得而对客疾书反得之，即书淫学库不能得而烂漫数行反得之，又每得于水流花开，茗沸灯炉，名山巨川。”“凡忠臣孝子、高隐青侠、与夫怀春之怨女，失意之才人，无不酣嬉颠放，性灵所喷，落腕皆鲜，是则予之所谓致也。”[81]无论“致”出现的偶然性，还是性灵的自由舒展，抑或是遗世独立的精神品调，与《文娱》系列相同的是，《文致》系列仍然张扬主体个性化、私人化的精神维度，对古文的审美接受也是由于主体得以挺立，阅读古文因而成为无关政教道德的自由审美活动。
受时代思潮影响，明代古文选本开始对古文作审美化、个人化的阅读，他们淡化古文的政用功能，强调古文的娱乐性、抒情性，并提高“欢娱”等审美情感对文学创作的地位，肯定古文的各种美学特征，表达私人化的阅读体验，将古文阅读演化为自由伸张主体性，并引发读者丰富细腻的审美情感，且具有适性悦情的精神效应的审美活动。这在奇赏系列、文娱系列以及文致系列选本中表现得尤为充分。明以前的古文选本，大都局限于指导举业以及古文的政教之用，阅读古文的个人化审美体验几乎没有出现，更谈不上对各种审美情感的推举与辨析。古文阅读的主体性在前代选本中是被淡化、遮蔽甚至取消的，因此古文审美论在明代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中具有独创性意义，也最富于时代特色。
结语本文以明人在古文选本序跋中表达的古文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次探讨明人的古文本源论、古文功用论、古文时文论、古文发展论以及古文审美论。明代古文选本对古文的传统定位有承有革，他们一方面继续倡导古文的政教人伦之用，标举古文“典雅”“浑厚”的传统风格，一方面则纷纷表达己见，不再尊崇一说，使古文本源论、功用论、古文时文论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样化面目。古文发展论，体现出明人对古文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自觉构筑完整文学史的努力。在时代思潮的汹涌撞击下，明人古文阅读的主体性地位大大提高，重视古文的美学特征与阅读体验，并在序跋中描述各种细腻的审美感受与神奇的审美效应，使古文阅读从政教修身的工具存在转而为主体性灵自由伸展的审美活动。序跋凡例是普遍存在于明代古文选本中的副文本，那么考察明代选本，序跋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当然，如果要全面考察明代古文选本，是不能忽略具体的选文以及评点的，本文只是侧重于从序跋以及凡例中探讨其古文观念。考虑到明代古文选本的选家身份，不再完全是精英士大夫，还包括下层文人以及书商，因此序跋表达的古文观念，也并非全是精英阶层的文学思想，而是普及到民间文化场域的文学思想，是一般文人对精英文学思想主动吸收、新创后的结果，更能体现明代对古文的普遍认识，也更接近明人理解古文的实然状态。[82]因此，考察明代古文选本序跋中的古文观念，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明人普遍的、沉落为明代一般知识形态的文学思想。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读）
1.祝尚书：《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南宋孝宗朝》，《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2.有些明代古文选本选入诗歌、辞赋，如《重刊古文精粹》《文章类选》等，本文的“古文选本”主体是散文选本，它们占绝大多数，但因古代对“古文”的文体规定并不严密，因此也适当考虑了是选骈文、辞赋以及诗歌的古文选本，数量很少。
3.刘麟生、方孝岳：《中国文学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4.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华书局2015年版，198页。
5.吴承学：《从总集看宋人的古文观念》，《中国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6.（清）永瑢等：《崇古文诀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5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
7.仅举数例，《皇明经世文编》有9篇序、《古今议论参》有6篇序、《古文渎编》有5篇序、《皇明十六家小品》有5篇序、《嘉乐斋三苏文范》有4篇序。
8. “副文本”概念是法国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他在《广义文本之导论》中首次提出，又在《隐迹文稿》《门槛》《副文本入门》等系列著作中深入探讨，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产生深远影响。
9.（明）顾祖武辑：《集古文英》，《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8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93页。
10.（明）王志坚辑：《古文渎编》，《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36册，第7页。
11.（明）胡缵宗辑：《秦汉文八卷》，浙江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二年陈良锡刻本。
12.（明）钟惺辑、黄道周评：《古文备体奇钞十二卷》，浙江图书馆藏明崇祯间阊门兼善堂刻本。黄道周序。
13.（明）钟惺辑：《周文归二十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39册，第423页。顾锡畴序。
14.（明）申时嘉辑：《西汉文苑十卷》，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八年宝纶堂刻本。
15.（明）马骥《秦汉文序》：“先秦西汉去古未远，而其气犹浑厚，时则有若屈宋贾董班马诸君子出，涵圣崕而嚅道真，所以鸣于时者，海内谓其为古，亦宜矣。若东汉，若晋，若唐，若宋，未尝无文，然其气日以渐漓，故其文华而不实，谓之古，不尽其然矣。”
16.（明）邹迪光辑：《文府滑稽十二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2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35页。
17.（明）郑元勋辑：《媚幽阁文娱初集九卷二集十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2册，第8页。
18.同上书，第251页。文娱二刻自序。
19．（明）邹迪光辑：《文府滑稽十二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22册，第332页。
20.（唐）韩愈：《答陈生书》，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21.（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73页。
22.（宋）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河东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0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9页。
23.（宋）柳开：《应责》，《河东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085册，第244页。
24.（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55册，第5页。
25.（明）胡缵宗辑：《秦汉文八卷》，浙江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二年陈良锡刻本。
26.（明）慎蒙辑：《皇明文则二十二卷》，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选文凡例》。
27.（明）张以忠辑：《陈明卿先生评选古今文统十六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4册，第5页。
28.（明）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2册，第23页。
29.（明）万表辑：《皇明经济文录》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册，第294页。
30.（明）陈其愫辑：《皇明经济文辑》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69册，第1页。
31.（明）黄如金辑：《重刊续补古文会编十二卷》，天一阁藏明嘉靖三十年吕炌云影山堂刻本。
32.（明）吴承光辑：《古文钞十六卷》，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六年刻本。
33.（明）胡缵宗辑：《秦汉文八卷》，浙江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二年陈良锡刻本。胡缵宗自序。
34.（明）张溥辑：《秦汉文范十三卷》，南京图书馆藏明末刻本。张溥自序。
35.（明）张以忠辑：《陈明卿先生评选古今文统十六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4册，第6页。
36.（明）郦琥辑：《金陵新刊续文章轨范七卷》，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三年刻本。王爱序。
37.（明）王世贞辑；钱允治续辑；陈继儒校注：《正续名世文宗十六卷》，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
38.（明）郑元勋辑：《媚幽阁文娱初集九卷二集十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2册，第251页。
39.参见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93页。从统计来看，《古文关键》选韩柳文21篇，选欧阳修、苏洵、苏轼、曾巩、张耒文39篇，《崇古文诀》选先秦、两汉、三国六朝以及唐文共69篇，而宋文竟达123篇，比前代所有选文数量多了近一倍。
40.（明）胡缵宗辑：《秦汉文八卷》，浙江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二年陈良锡刻本。马骥序。
41.（明）汪道昆辑；俞王言评：《秦汉六朝文十卷》，浙江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金邦达序。
42.（明）方岳贡辑：《历代古文国玮集一百四十一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66册，第5页。方岳贡自序。
43.（明）张运泰；余元熹辑：《汉魏名文乘不分卷》，《四库存目补编》第31册，第3页。
44.（明）陆锡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文选序》：“由是是退之者，必出六朝而诋阿邺下也。……我独以为不然，盖自枚乘《七发》疏其源，曼倩《客难》扬其波，孟坚《宾戏》导其流，崔锢《达旨》极其派，夫而后绮藻骈偶之辞。”
45.如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采《西晋文二十卷》《东晋文四十卷》、梅鼎祚《晋文纪》，朱隗《两晋文钞》等。
46.（明）钱士馨、陆上澜辑；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编：《三国两晋南北朝文选十二卷附辑一卷》，南京图书馆藏明来复堂刻本。钱士馨序。
47.（明）钟惺辑：《周文归二十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39册，钟惺自序。
48.（明）申用嘉辑：《西汉文苑十卷》，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八年宝纶堂刻本。
49.（明）张运泰、 余元熹辑：《汉魏名文乘不分卷》，《四库存目补编》第31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2页。
50.（明）方岳贡辑：《历代古文国玮集一百四十一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6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页。方岳贡自序。
51.（明）方岳贡辑：《历代古文国玮集一百四十一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6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9、11、12页。凡例。
52.（明）屠隆辑：《钜文十二卷》，《四库存目补编》第12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430页。
53.（明）李廷机辑：《新刊李九我先生编纂大方万文一统内外集二十二卷》，浙江图书馆藏明刻本。
54.（明）汪延讷辑：《文坛列俎十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4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页。
55.（明）王志坚编：《古文渎编二十九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36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7页，
56.据统计，明代专选三苏文的选本多达35种，多为指导科举的坊刻本。
57.（明）茅坤、钱谷、钟惺等评：《三苏文汇》，浙江图书馆藏明末刻本。
58.《三苏文汇》凡例：“国朝制义，道与古殊。……宋去我明未远，凡人情国事，大略相同。眉山氏镕古为今，周于时用，故特标一家，为文字司南。经传经术，两多所俾。”实际上，明代对唐宋文的推崇，都带有欲从唐宋文中学习时文写作的目的。
59.（明）詹奎光辑：《选辑诸名家评注批点苏文》，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六年詹斗光、吴元礼刻本。
60.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6页。
61.（明）郑之玄《文心内符序》评价《维摩诘经》《楞严经》等佛经，将佛经视为文学作品，《古文品外录》录有道释之作。
62.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明代一部分古文选本的倾向，也有古文选本继续提倡古文的政教人伦之功用以及雅正浑朴之风格的，如刘祜《文章正论》、施策《崇正文选》、崔铣《文苑春秋》等。可见明代古文选本多元化的编辑意图。
63.（明）李宾辑：《八代文钞一百六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41册，第3页。
64.（明）黄道周辑：《文心内符十卷》，南京图书馆藏明末刻本。郑之玄序。
65.（明）吴士奇辑：《文章又玄二十卷》，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吴士奇自序。
66.（明）陈继儒辑并评：《古文品外录十二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51册，第285页。
67.（明）邹迪光辑：《文府滑稽十二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22册，第334页。
68.（明）陈仁锡辑并评：《续集古文奇赏三十四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52册，第592页。
69.（明）陈仁锡辑并评：《古文奇赏三十二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52册，第601、605页。
70.（明）陆云龙辑：《翠娱阁评选明文奇艳十二卷》，南京图书馆藏明崇祯陆氏翠娱阁刻本。李清心序。
71.（明）郑元勋辑：《媚幽阁文娱初集九卷二集十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2册，第2页。陈继儒序。
72.同上书，第8页。初集郑元勋自序。
73.同上书，第7页。初集郑元勋自序。
74.同上。
75.（明）郑元勋辑：《媚幽阁文娱初集九卷二集十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2册，第244页。郑元化跋。
76.同上书，第246页。二集陈从伦序。
77.（明）刘士隣辑：《兰雪斋增订文致八卷》，上海图书馆明崇祯元年刻本。刘士隣原序。
78.同上书。刘士隣增订文致叙。
79.（明）刘士隣辑：《兰雪斋增订文致八卷》，上海图书馆明崇祯元年刻本。
80.（明）刘士隣辑、王宇增删：《删补古今文致十卷》，《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73册，第413页。金维城序。
81.（明）蒋如奇辑：《明文致二十卷》，南京图书馆藏明崇祯二年詠兰堂刻本。李鼎序。
82.这种研究视角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以及蒋寅《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中都有明确提出与具体实践。葛兆光在《思想史的写法》中曾说道：“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存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页）并认为思想史应该更关注这一基础性、一般性的知识状态。文学研究界也有类似的方法论思考，蒋寅《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自序》：“文学史论著告诉我们，他们（初唐四杰、李杜、王孟、韩孟、元白、小李杜）各自有什么特点，代表着什么样的创作倾向，但期间的变化的怎样发生的，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确语焉不详。……我正式提出‘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也即吴相洲兄在一次会议上说的‘提高像素’的意思。”（蒋寅《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自序第5页）葛兆光写作思想史以及蒋寅等的“提高像素”的思路与方法，给本研究在方法论上很大的启示。
y1.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
2.本文原刊于《中国美学研究》第十五辑。
3.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属于原创者。4.若有侵权，联系删除。
5.投稿邮箱：1658592093@qq.com
推荐阅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观
章学诚重评韩愈古文史地位及其旨趣
《国朝文棷题辞》与清代古文的图景构建
吴汝纶的文道观念与桐城古文的现代转型
古文主张之下的思想与权力
袁枚的古文文体观念
《古文辞类纂》编纂体例之文体学意义
论严复的古文旨趣
曾国藩与桐城古文理论的中兴
曾国藩的通俗诗文创作与文体创新意识
公告
桐城派研究公众号，坚持学术原创，立足清代学术，上探归唐、韩欧、左史，下接晚清民国，包括四大板块：一是学术论文刋登；二是学术著作推荐；三是学术会议分享；四是学术随笔发送。同时，还建有一个学者研究群，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传播，分享学术信息（学术会议、博硕士论文答辩、电子文献）。衷心希望得到广大师友的支持，惠赐相关文章（信息）！大家一起，共同助力桐城派及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展！（联系邮箱：1658592093@qq.com)(“桐城派研究群”，入群请加微信号：zhongshanxingz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