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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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8
就像一个隐喻：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十五岁时被关入奥斯维辛，再幸运地活着走出集中营之后，却以日耳曼语言文化为滋养而成为匈牙利受难者的发声器。 《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从“不”开篇，驶向的却是那个遥远的“是”。这个思辨的情感过程，音乐的祷词是文学本然力量的再次展现。 在读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时候，我忽然想到风雪交加的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蚀刻了前所未有的标记。这样的标记是用跨越地域、种族、文化的血泪作为材料的，其牺牲的广泛程度闻所未闻。因此，20世纪的文学必然是见证文学，见证人类的整体创伤，记录个人的泪水和呼告。 克洛德·穆沙的《谁，在我呼喊时》是一部论述20世纪“见证文学”的著作。书名来自诗人里尔克的力作《杜伊诺哀歌》，全书选取了很多诗歌作品用以佐证，显示了一种与诗歌一致的世界整体感和个体独异性之间的碰撞、对抗，以及二者不可分割的性质。这让他在论述文学时留下了多重介质，其中对于苦难的目击、承受和思考犹显迫切。其次，他从见证而起重列一种作家的谱系，却并没有放低文学的标准，使得文学区别于那些小小的炫智炫巧炫美炫骄矜的惯话套语审美范式。说真话，哪个认真说话，并且期待倾听和回应（甚至是反驳）的人会有奢侈的傲骄呢？先读一首克洛德·穆沙在这本书中选用的诗吧： 隔离区的街上，摇摇晃晃拉过去一辆装满鞋的大车，鞋上仍然保有刚才还穿着它的一只只脚的温度。在其中，我忽然看到母亲的一只，已被她穿得这样破旧，咧嘴的鞋窝儿里，吐出血染的舌头。我在后边跟着车奔跑，我高声哭喊，我想把我当成祭品，献给母亲的爱。我摔倒了，跪在地上，狂乱地亲吻着那只鞋留在地上的还在颤抖的灰。默念着母亲的名字，这层神圣的灰被我拂起，当作一道护符，抹上额头。在我泪水蒙蒙的眼睛中，所有鞋子都变成母亲的鞋。高举的双手落下，无力地合拢，像是要揪住梦的空虚。那以后，我的良心是一只扭歪的鞋 这是苏兹科维尔的诗歌，我第一次读这位在以色列乃至世界有着巨大影响、被誉为“犹太人（遭受）大屠杀最伟大的诗人”的作品。如果这首哀悼母亲的无题诗，非要有个题目也许就应该叫做《鞋子》。鞋子低微，与尘土为伴；鞋子温暖，带着亲爱的人来到你我身边；鞋子记得过去见证现在，提醒文学的功能和意义。 在人类制造的困苦、厄难面前，尊严和优雅何其稀缺，弥足珍贵。经受过厄难之后，撕裂的创伤记忆，会让幸存者的感受和思考变得多向而深沉。悖论式的表述将成为创口、药剂和企望的混合体，这样的混合看上去游移不定、进一退二，却在既遮掩又呈现的语态中，逼近日常中很难觉察的真实。 从广袤寒冷的俄罗斯到丰饶苦难的拉丁美洲，从古老多难的亚细亚到惊涛拍岸的欧罗巴，20世纪的人类在巨大的恐怖中唱出了令人心碎的哀歌。苏兹科维尔的诗歌是一例。 穆沙开篇即谈昂代姆的《在人类之列》。我这才知道这位法国见证文学的代表作家，曾是杜拉斯的丈夫。他们共同的朋友、以后成为总统的密特朗把昂代姆从集中营救出后，在杜拉斯和她后来的伴侣马斯科罗的照顾下才逐渐恢复生命。三个人的命运和生活，何尝不是关于见证的见证呢读完书忍不住随撷片段，品味再三：一本叫《艺术家的变形》的书是画家安德烈·马松写的评论集。书中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凹处于一场世界范围的变形之中。如那些身在风暴中心或海上漩流的人一样，我们再也感觉不到空间给人的安全感。”“马松的画，一直追求涡卷旋飞的布局效果。而此处他的词语，更是清晰地把这种特殊的时空感表达出来。这是一种政治感觉，也是一种诗的感觉：一场变形，从卡夫卡到卡内蒂等许多现代伟大作家都预感到、经验着、书写出的变形，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它触及整个世界，关系到每一个人。 美国诗人华菜士·斯蒂文斯说过，诗就像是在深夜冰封的雪地上，一只猫走过时发出的足音。这是描述诗的一个根底性的意象，混合着视觉与听觉。它让我想起德彪西的钢琴前奏曲《雪地上的脚印》。那是一段极为简约的音乐，紧贴着沉默前进，每一个音符都在标志向前跨出的一步，在节奏的驱使下，行进于黑夜里一片苍茫而寒冷的雪地中。 读诗，倾听一个可以被视为诗的句子，不就是感觉语言的各种特征是如何借助言说，在某一片雪地、某一个平面上，留下不可抹去的痕迹吗？诗的痕迹赖以生成的这个平面，或者说介质，非常特殊:它具有很强的韧性，既支撑着痕迹，又抗拒着它们，构成诗歌生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石头·重复·栅栏》中，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囚禁的情况：诗的创作倘若完全被“眼前之景”所束缚，这在里索斯看来大概是一种失败。诗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一种秘密的抗争。即便诗的内容与囚禁无关，诗的形式却总在破坏着囚禁，因为它创造出各种关系——气息、空虚、神秘、回声——而关系的创造正是自由本身。 那么，是否可以说：于坚的志向，就是凭借他强大的诗性的“平乏”，呈现当代的人类之谜？这种人类，没有任何超默性、宇宙性的“他者”来做他的参照，在他内部也没有任何根本的分化容使他自我理解。 从上面举例，我们看到克洛德·穆沙论述的深度和广度。如果不完全从浩劫的层面规定，见证文学在聚焦巨大历史体量的同时，还将获得更宽广和更具个人化的表达。克洛德·穆沙谈论于坚诗歌，其意自明。 需要界定的是见证文学与所谓非虚构以及报告文学保持区别。这个区别在于对于历史社会的描述必须来自亲历，来自营建一座座“空中坟墓”的写作动能。 在今天，见证文学还将获得更广阔的领地吗？这恐怕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但愿它仅仅停留在历史，而不再成为新的记忆。
——选自《庚子年读书记》
郭建强
1971年生于青海西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宁市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法制报》总编辑。著有诗集《穿过》《植物园之诗》《昆仑书》，散文随笔集《大道与别径》等。获青海省第六届和第八届文学艺术创作奖，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人民文学》2015年度诗歌奖，2017年《文学港》储吉旺优秀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等。
题图：程瑞珍油画作品
刊于《黄河文学》2020年第7期
公众号编辑丨李杨佳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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