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师报》于2003年1月1日正式创刊，是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的全国性报纸，办报宗旨是“全心全意为教师服务”。从创刊以来，一直是周报，16版，每周三出刊。
2002年9月16日，《中国教育资讯报》刊发了《中国教师报》将要创刊的新闻稿，称“《中国教师报》将以全国教师的利益为最高目标，依法办报，说真话，说教师的梯己话语；报真事，报教师最关心之事件；讲真人，讲普通教师的光荣与梦想”。
创刊伊始，《中国教师报》的版面，有要闻、国内、新课程、创新课堂、综合实践、文粹、海外、IT、对话、成长、法治、校长峰会、教师论坛、班级在线、健康人生、新观察、杏坛春晓等，除了要闻、国内、海外等少数几个版外，都刊发一线教师的投稿。
当时，学校订阅了多份《中国教师报》，我拜读了创刊号上所有稿件后，不揣浅陋，将自己撰写的《校园“布告”应慎贴》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编辑，想不到仅过十天，就在2003年1月22日总第三期上发表。这虽是一篇只有几百字的“豆腐块”，但对我这个农村一线教师的鼓舞相当大。那几年，工作十多年的我陷入教育教学生涯的“高原期”，课堂教学与教育写作都难有突破，进而也对当初的职业选择产生怀疑。正在彷徨犹疑之际，是《中国教师报》拯救了我。我随即将另一篇小评论《捐助贫困生要讲艺术》投寄过去，经过编辑精心修改，在2月12日刊登出来。两次投稿成功，我重拾信心，一方面，热情似火地投入课堂教学；另一方面，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将自己对教育现象的思考和实践写成文字，向《中国教师报》投稿。从2003年1月到2011年10月的八年时间，我在《中国教师报》发表148篇稿子。这个数字，是我发表在纸质媒体全部稿件的九分之一。
我给《中国教师报》投稿，属于随心所欲的自由投稿，绝没有一篇“关系稿”。那些年，编辑与读者、作者之间的交流很纯粹。我曾被聘为《中国教师报》“读者论坛”教师版主，与编辑网上交流甚多，但未曾谋面，更不会为自己谋求发稿的便利，也不齿于那样做。编辑亦是“认稿不认人”，相当敬业负责。报纸创刊那几年，健康人生版的责编王琰、新课程版的责编翟晋玉、成长版的责编解成君、法治版的责编康丽、校长峰会版的责编吴盈盈、教师论坛和班级在线版的责编高影、新观察版和创新课堂版的责编茅卫东、杏坛春晓版的责编王军，都是风华正茂、活力四射的青年人，他们不仅认真对待每一篇来稿，精益求精替人“做嫁衣”，力争编辑出最受一线教师欢迎的版面，而且在繁重的编务之余，特别是“八小时之外”的夜晚，还活跃在“读者论坛”，与天南海北的教师展开网络“对话”，或探讨热门教育话题，或切磋写作技巧，或分享工作生活得失，真正做到了零距离沟通，全身心服务。王琰老师得知我研读外国史学名著，还寄来她收藏多年的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给《中国教师报》提供的稿件，涉及的教育话题广泛，题材很杂，几乎在每个版面都露过面。刊发最多的是教育评论，如《鼓励学生捐款应慎重》《别给孩子施加“软压力”》《学生评语应注重“诚信”》《“四清”口号不妥》《教师不能吃“大锅饭”》《勿伤教师自尊心》《这样的“自愿”何其多》《教育人事制度改革务必讲究科学》等，都是就某一件教育事件而发议论，针对强和时效性都很强，比较切合报纸的需要。因为喜欢阅读，我向广大教师推荐过一些书籍，也发表了《教育人本管理的一朵奇葩》（评李希贵《学生第二》）、《隽永精致回味无穷》（评宗璞《东藏记》）、《旷世奇书——〈狼图腾〉》等几篇书评。作为高中历史教师，历史专业方面的论文或相关知识介绍也是我投稿的重点，《加强历史地理教学的途径和方法》《港澳台问题的区别》《长江为何没成为黄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的比较》《关于世界遗产的综合题》等相继发表出来。2004年9月，“高中新课改”在山东、宁夏、广东、海南四省先行试点，我全程参与了学校新课程方案的制定、实施、推进和完善全过程，并在一线教学中品尝了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懊丧，感悟深刻，先后撰写了《高中新课改背景下的历史教学》《新课改不少教师和学生难适应》《高中新课改请为教师们减负》《新课改最大的误区——课堂教学的形式化》《新课改应关注课堂教学细节》，都发表在《中国教师报》上。有一段时间，我还关注学生心理问题，热衷于心理研究，写出并发表了《好学生也有心理问题》《关注农村贫困学生的偏常心理》《关注尖子生心理问题》《中等生心理问题及调适办法》等相关文章。
尤为高兴的是，高悬“全国教师自己的报纸”的理念，《中国教师报》不回避矛盾，不遮掩问题，勇于说真话，办真事，发真文，抒真情，敢于刊登反映一线教师心声的“挑刺”文稿。受其鼓舞，我写了一些直面教育弊端、抨击教育弊病的小品文，如《学校工作总结》《都是文章惹的祸》《王校长的总结讲话》《校长的谆谆教导》《招聘教师的故事》《写作引来的麻烦》《教育怪现象速写》《小王老师的知足常乐》等，都得到肯定和刊发。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写稿大胆，也恰好有《中国教师报》这样求真务实的平台，此类被某些人指责为“负能量”的稿子才能面世。设若是今天，我断然不会写类似的稿件，也缺乏相关的发表媒介，因此说，发稿也需要机缘。
回顾与《中国教师报》的缘分，还有两件事情，不能不说。一是《中国教师报》发稿不拘一格，有时候一期报纸会编发同一作者的几篇稿子，2004年2月18日的报纸就发表了我的4篇稿子，分别是评论《重复培训让人烦》、反馈稿件《讲台本无罪还是不撤为好》、对话征稿《应实行“家长随意制”》和小论文《营造使学生“敢问”的课堂教学氛围》；同年3月31日、5月26日、6月9日，次年7月13日都在同一期报纸上发表我的3篇稿件。那两年，正是我教育写作的鼎盛时期，此后就很难有这样的写稿、发稿频率。二是2006年教师节，我被报社推举为三名“优秀读者”之一。我的照片登上了9月6日的报纸，编辑荐语说“马老师不仅给《中国教师报》投寄了大量优秀文章，还积极向编辑部举荐新作者……他数年如一日的勤奋和无私，也令编辑部同仁深为感动，他当选‘优秀读者’，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对此，我深感不安，我知道这是编辑部老师们对我的厚爱和激励。故而，在“获奖感言”中，我坦承：“我知道自己其实很愚钝，还远远不够‘优秀’，之所以晋身‘优秀读者’行列，是全国教师的‘娘家报’对农村基础教育倾力关注的结果，是对众多在农村基层学校默默奉献的一线教师的鼓励和鞭策，我只是沾了在基层学校工作的‘光’而已”。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2011年，《中国教师报》改版，除新闻版外，设置《现代课堂周刊》《区域教育周刊》《教育家周刊》《民办教育周刊》《教师生活周刊》《高教?幼教周刊》等，如此“全新”的形式，我很不适应，加之此前就对报纸过度宣传某些农村薄弱学校“改革”事迹和某些编辑“课改就是从沸水中捞孩子”等过激言论不满，我渐渐不再给它投稿。从那时到现在，我仅投寄发表过《傅斯年与“傅钟”》《做有思想的教师》《古桑树之叹》《赏荷》等几篇文章，其中，《做有思想的教师》还获得第六届“全国教师暑期阅读随笔征文活动”二等奖；而后两篇均是2020年刊发在文化周刊上的散文习作。
虽然从写作与投稿的角度来说，我与《中国教师报》渐行渐远，但从教生涯中很多让我感动、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瞬间，是《中国教师报》给予的，我很珍惜与它密切接触的那段美好时光。
